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影响

积极因素：
1、刚健自强的基本精神

《周易大传》提出“刚健”的学说，赞扬刚健精神，主张“自强不息”，“刚健而文明”，“刚健笃实辉兴”。孔子重视“刚”，他的生活态度是“为之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即：天体运行，永无巳时，故称为健。健含有主动性、能动性以及刚强不屈之义。君子法天，故应自强不息。孔子还提出“刚健笃实，辉光日新”；“究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一种积极有为的态度。孔子的这些思想，在《周易大传》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孔子倡导的“自强不息”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古往今来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奋勇前进。正是刚健笃实，自强不息的精神，造就了中国人民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推动了社会的不断发展。

2、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

与一般的宗教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在于它从哲学、科学的角度揭示宇宙、社会、人生的本质和意义，既是充分说理的，又可以让人进行实证，这些内容不是一般宗教能解释得了的。所以，这与一般的宗教不同，其魅力在于比一般的宗教更具有说服力。孔子学说还有一个精湛的观点，即“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可以说是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论语》又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日：‘敢问死？’日：‘未知生，焉知死？’”。孔子不愿谈论鬼神和死后的问题，显示了对于宗教的冷淡态度。孔子以后，孟荀以至宋儒都继承了孔子的这种观点，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

3、非凡的包容会通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从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而总能以非凡的包容与会通精神丰富和完善自己，这一精神首先表现在对诸家学说采取兼容并蓄的学术主张。中国传统文化中，儒教、佛教、道教三者得以长期并存，正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事实上，古代中国除了儒教、佛教、道教三教并存外，还以宽厚的心态接受了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它宗教。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了非凡的文化融合力。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理性的文化，科学越发达，人们的文化水准越高，认识能力越强，越是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在人们没有文化、愚昧的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易推广与传播的，因为它不具备传播这种文化的软件与硬件。在中国历史上，无论什么时候，哪一个封建王朝都没有真正彻底的贯彻中国传统文化，所以， 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来都没有像《圣经》文化和《古兰经》文化那样，左右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命运。中华民族还有一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成就借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的优良传统。佛教的输入和流传，表明了中国人民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佛教在中国流传之后，一部分中国佛教徒把佛教义中国化了，做了出自己的理论贡献；而儒家学者在批判佛教的过程中，充实了传统儒家的思想，提高了理论思维的水平，使中国的固有学术放出新的光彩。中华民族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又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的独立性，从而对世界文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4、天人和谐的科学理念

天与人即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是哲学人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文化方向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中国伟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有三种学说：以庄子为代表的一派主张顺从自然；“不以人助天”，“无以人灭天”；以荀子为一派主张改造自然；‘大天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而影响最大、最重要的主流观点是《周易大传》的“辅助天地”的学说。《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是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先天即引导自然，后天即随顺自然。这段话的含义是“在自然变化未萌之先加以引导，在自然变化既成之后注意适应，做到天不违人，人亦不违，即天、人相互协调。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理想，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观点。《周易大传》在历史上是以孔子手著的名义产生影响的，所以这种天、人协调的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居于主导地位。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近代西方尤其是16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自然观，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类确实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文明成就，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达，到上世纪后期，生态平衡、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令人优虑的问题迭起，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巨大的威胁。此时一些西方国家，为保护自己国家的环境与资源，竟然牺牲他国人民的利益，将一些污染严重、消耗资源的工业转向一些落后而弱小的国家，从而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很大的灾难。而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反对把天和人割裂、对立起来的观点与做法，而是竭力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在先哲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理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因而可以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直至今日，仍然是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人类在进行经济建设，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如果不注意生态平衡，也会受到自然的惩罚。改造自然是必要的，而破坏自然则必食苦果。中国传统的天人协调的观点，确实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5、以人为本、人格道德为尊的人文传统

以人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尊；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本。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自孔子起就有超越宗教，对鬼神敬而远之的基本文化传统。也正因为如此，也西方曾经出现过漫长的神本主义历史不同，在中国历史上，宗教神学的东西从未占主导地位，更有甚者，从西方引入的一些教派，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无一例外地被儒家的人文精神所同化。儒家认为，人的生命是一种自然现象，是有实体的，且在天地间有着重要的地位。所以，一般儒家都主张“保生命”，同时又认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与道德价值、人格价值相比较，道德价值和人格价值更为重要。孔子的“杀身成仁”之说和孟子的“舍生取义”之悟，就是儒家为了保全仁义道德价值面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典型表述。《孟子》有两句话：“所欲有甚于生者”，是指维护人格尊严比求生更加重要。“所恶有基于死者”，是说一个人的人格尊严是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人格尊严超过了生命价值。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人文传统还培养了中华民族德性的人生价值观。在古人看来，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有仁爱之心，有道德伦理的观念。

6、贵公贱私、报效祖国的自我牺牲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贵公贱私，提倡“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必先公，公则天下平”；“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孔子提出“义以为上”的道德至上说，墨子主张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 最高价值，宣扬崇尚公利的功用价值观。老子提出美丑、善恶相互依存说。庄子进一步提出“物无贵贱”的命题，宣扬相对价值观。孟子提出“良贵”说，认为人人都具有先天赋予的固有价值。对公、私的褒贬，奠定了公为善、私为恶的基本理念；大公无私与先公后私，则是对社会、对国家的负责，从本质上说，它所导向的是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还有一个维护民族独立，为“报国”而勇于牺牲，敢于献身的优良传统。孔子称赞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从此以后，维护民族的尊严、保卫民族文化，便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在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有一个相互竞争、相互融合的过程，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各民族都涌现出了许多为国家为民族而献身的志士仁人，表现了报效祖国的无畏精神。例如宋、元之际，文天祥宁死不屈，发扬了民族的正气，起到了激励人心的巨大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为后人所称赞。

7、存大同，求小异中的庸主义思想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事物之间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这种差别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在对外交流中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中国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存大同、求小异”的基本观念。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有所谓“和同”之辨。“同”是简单的同一，“和”是众多不同事物之间的谐和。《国语·郑语》记载四击末年史伯的言论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即：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能产生新事物，所以说“和实生物”。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一种促进文化发展的思想，它主张两点：一是要求多样，二是要求平衡。孔子对于和同之辨的论述并不多，而提出了“中庸”的观念。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对于中庸的含义，孔子之孙在《中庸》篇中讲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由于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中庸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中庸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保证了民族文化发展的稳定性，反对过度的破坏活动，使文化发展不致中断；第二，对于根本性的变革又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成为古往今来千千万万中国人奋斗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柱，成为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基本价值取向。这就是历史铸就的民族魂。这种民族精神具有巨大的历中震撼力和时空穿透力，其所包含的合理性的价值取向，仍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辉和重要的现实效应。

消极影响是：

中国传统文化，说到底，主要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如同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文化创造，都要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弱点和不足一样，我们的祖先在古代社会创造的传统文化，尽管辉煌灿烂，但也存在不少封建性、宗法性、专制性和保守性的因素，这些因素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消极影响。

一、宗法性因素的消极影响。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家庭和家庭成员关系的协调，这自有它的长处。但是，中国古代的家庭，始终保持以父权为中心，以长子继承权为中轴的宗法制的特性，家长拥有专制的特权。这种家长独裁模式，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基础。封建国家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家庭，君主就是放大了独裁家长。儒家为此设计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关系，后来又提出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规定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为君、为父、为夫的。于是，整个封建社会，不仅是以家庭为本位，而且被严密地罩上了一张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等级观念为特色的封建伦理网络。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家长制作风、等级观念、独裁制度，与人人平等的现代民主观念、民主制度格格不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们民主意识、民主风气的形成。因此，需要对传统文化予以民主化、法制化的改造。

二、非理性因素的消极影响。中国古代虽然取得了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科学技术成就，但历代封建统治者，实际上都把科学技术当作雕虫小技、奇技淫巧，认为“小人能之”，君子是不屑去做的。由于封建统治者轻视科技和科技人员的价值，绝大多数士人因此把精力都投入读经，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失去了内在驱动力量。同时，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重直觉、重经验，忽略了抽象的思维和理论的创造，也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内容带有“迷信”的色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愚昧了广大民众，毒害了民众的心灵。这些反科学的因素，既不利于我们科学精神的培育和科学素养的提高，也不利于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化、科学化、技术化的改造。

三、保守性因素的消极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也时常闪耀着强调变革进取的思想火花，但古人对世界的总体见解，却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宇宙观，崇古薄今是整个古代社会普遍的心态。崇古薄今，往往表现出对传统的盲目尊崇，而轻于创新。所以，在中国古代，“一仍旧惯”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而“标准立异”往往被车斥为“离经叛道”。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反进步性的因素，造成了国民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和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的心理。我们常听人感叹“人心不古”，这实际上也是以“古”作为评价道德高低的标准。崇古薄今的取向，将阻碍我们创新意识、开拓精神的形成，也不利于竞争观念、开放意识的养成。所以，要以创造的精神，开拓的勇气，竞争的观念，开放的意识重新解读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消极的思想观念及社会心理，根源于中国几千年封闭的小农经济、宗法制度、专制的官僚政治以及血缘为纽带、以家庭为本位的生活方式。尽管今天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方式较之古代社会发生了根本变化，但传统是一股巨大的惯性力量，其消极影响在短期内是难以完全消除的。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认识，并应警惕和避免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总之，传统文化中很多是精华与糟粕的共同体，要辩证的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