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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文化篇
传统文化思想概论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综论
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特征

正像整个人类文明的摇篮是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南亚的恒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和东亚的黄河流域,哲学的最早发源地也是在古代的东方。埃及、巴比伦,特别是印度、中国是闪烁着人类最早哲学智慧之光的国家。稍晚于东方产生了哲学思维,并以其哲学思考持续久远、影响广泛而著称于世的是古希腊。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与发源于希腊盛行于欧洲的西方哲学,并称为世界的三大哲学传统。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即是相对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而言。
从研究内容来看,概括先秦至近代,三千余年的中国哲学主要探讨了以下问题:

(一) 世界本原问题

这一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世界起源于什么?二是世界存在及其发展变化的根据是什么?归结起来,先后主要有八种观点:①“天本论”。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孔子、孟子都曾肯定意志之天、性理之天对世界、人世以及人的道德属性的决定作用。②“道本论”。这是道家的基本观点,为老子首先发明。③“气本论”。这是一条贯穿中国哲学史始终的主线,可溯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家,无分儒家与道家,但最著名的代表是儒家,如东汉王充,唐代柳宗元、刘禹锡,北宋张载,明代王廷相,明清之际王夫之。④“无本论”。以魏晋玄学为代表。⑤“理本论”。以北宋二程、南宋朱熹为代表。⑥“性本论”。以南宋张栻及湖湘一派为代表。⑦“心本论”。以南宋陆九渊、明代王守仁为代表。⑧“以太说”。以近代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为代表。

(二) 天人关系

这是世界本原论的进一步深化,与世界本原论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有“天人感应论”,“天道自然论”,“天人合一论”。天人感应论发端于春秋战国,全盛于汉代,西汉董仲舒是最典型的代表。天道自然论无分儒家与道家,老子,荀子,王充、柳宗元,刘禹锡,张载,王廷相,王夫之等,都是著名的天道自然论者。坚持天道自然的哲学家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一部分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是消极的,被动的,因而提倡自然无为,如道家,特别是老庄;一部分既承认自然法则的客观性,又肯定人对自然的主体能动作用,如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刘禹锡提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宋代以降,“天人合一论”,即整体合观人与自然,成为各派哲学家的共识。所不同的是,气本论者合一于“气”,理本论者合一于“理”,性本论者合一于“性”,心本论者合一于心,实有论者合一于“实有”。

(三) 名实关系

名称、概念与实在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论题。孔子首倡“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强调名必可言,言必可行,具有名实相符的思想。稍后的墨子重视对实际事物的选取,认为空泛地讨论事物之名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对实际事物作出正确的选择。道家以其虚无之道否认名可表实的功用,认为道不可名。战国时代的公孙龙强调概念的确定性,提出“白马非马”的命题,认为白马专指白色的马,马泛指马类,二者不同。后期墨家意识到不同的指实的范围不同,把概念分为达名、类名、私名,即普遍概念、类概念、专用名称。荀子提出“制名指实”、“约定俗成”的原则,主张实同则名同,实异则名异,以实为制名的基础。

(四) 形神关系

即形体与精神的关系。先秦时期,《管子》中有“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的形神论,有二元论倾向。荀子提出“形具而神生”的命题,肯定形是神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到汉代,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形神关系的观点已臻系统化,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主张形神相离,认为精神主宰形体,形体灭后精神可以独立存在。如晋僧慧远认为,神感物而非物,所以物化而不灭。道教追求形神俱存,不死不灭,但认为形依靠神而存在,所谓“形须神而立”。另一派主张形神相即,认为形体是精神存在的前提,形在则神在,形灭则神灭。如桓谭以烛喻形,以火喻神,认为火不能离开烛而独立存在,神也不能脱离形而独存。南北朝时期的范缜对形神关系作了精辟分析,提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用中国哲学的体用范畴,对形存则神存、形灭则神灭作了最高的哲学总结。

(五) 知行关系

在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比较侧重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关系,也包含一般认识论的意义,主要涉及知识来源、认识过程、求知方法和验知标准。孔子认为有“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提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程序,把行看得比学文重要。老子根本否认行对知的意义,认为“不出户,知天下”,出之愈远,知之愈少,并提出“涤除玄览”的直观体验方法,作为求 “道”的根本方法。墨子以“三表”,即“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作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标准,已经涉及到行为在认识过程中检验知识的功用。荀子将“行”引入认识论,明确强调行比知重要。宋以后,程朱理学提出“知先行后”,阳明心学“销行以归知”,王夫之继承中国古代重行的思维传统,批判总结了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知行观,提出知行统一,由行致知,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推进到最高阶段。

(六) 动静关系

在中国哲学史上,大多数哲学家都肯定天地万物的运动和变化,肯定动与静是运动变化过程中互相依存、互相蕴涵、互相转化的两个方面。但对动与静何者为本、何者为主的问题却有不同看法。一般来说,道家主静,儒家主动。老子说:“归根曰静,静曰复命。”王弼说:“动起于静。”认为静是动之本。王夫之的动静观是儒家动静观的最高成果。他说:“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认为动与静互相包含,不可分离。并进一步提出:“静者静动,非不动也。”以动为本,把静视为动的一种形式,比较完备地解决了动与静的辨证关系。

(七) 古今关系

关于历史的变迁,中国传统哲学有三种不同的观点:退化论,循环论,进化论。老子推崇太古的原始社会,认为人类文明是人类失去素朴本性的原由,提倡绝圣弃智,反朴归真,退回到结绳记事的年代。战国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朝代是按照水、火、木、金、土五种德性相生相克的原则,周而复始,不断更替。先秦法家一般都承认历史发展,主张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实行不同的治国方策。董仲舒提出“公羊三世说”,把《春秋》所记鲁国十二公的历史由近及远分成“有见,有闻,有传闻”三个阶段。东汉何休发展了这一观点,称 “传闻之世”为“衰乱世”,“有闻之世”为“升平世”,“有见之世”为“太平世”,认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就是这样由乱到治,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由落后到进步,一步步循序渐进,向前发展。公羊三世说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直到清末维新运动,仍然以其为基本理论依据。
最后,归结起来说,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①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西方哲人分门别类、比较重视个别事物分析、比较重视微观研究的思维方式不同,我国古代哲学家很早就开始整体合观天人关系,把自然社会、宇宙人生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看作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谐平衡的有序运动,把实现“天人合一”当作整合天人关系的最高理想境界。②哲学始终没有像欧洲中世纪那样变成神学的婢女。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原始宗教、多神教一直在民间存在;道教自东汉创立,佛教、基督教自西汉、明末先后传入中国,都成为了中国宗教的主导力量。但是,神学与反神学、宗教与反宗教、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斗争与融合,一日也未停止过。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础与主干,儒家哲学虽经秦火灾难性打击,以及魏晋隋唐道教、佛教两次高潮的冲击,但都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底以及思想体系的开放性、包容性,最终创立宋明理学,实现援道入儒,援佛入儒,儒道佛三教合流。宗教神学,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始终都没有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③以伦理为本位的人道主义。西方的人道主义以个性自由为本位,中国的人道主义以社会伦理为本位。以伦理为本位是儒家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中国哲学最显著的特征。黑格尔曾经认为中国只有伦理学,没有思辨哲学。这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如果说西方哲学发展所走的是本体论、认识论的路线,中国哲学发展所走的则是伦理学的路径。正是通过对伦理学的研究,儒家哲学促进中国思辨哲学达到它的巅峰,同时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以伦理为本位的人道主义精神。④知行统一的认识论。虽然,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具有浓厚的伦理学色彩,古代哲学家所理解的知和行与现代认识论所讲的认识和实践,还具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绝大多数古代哲学家都主张知行同一,都是可知论者,很少有西方那样的不可知论者。即使庄子,也不是绝对的不可知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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