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词源于汉译佛经，本义同于“宇宙”，两词都是指时间、空间的无限性或无限的时间与空间（即存在）；进而，它又衍变成对“普遍性”的一种哲学指称或抽象叙述。

“儒学的世界性”，是指儒学所关注、关怀、讨论的问题的普遍性（广泛性、深刻性）。——如果儒 学的创立从孔子开始算起的话（是否如此可存疑讨论），那么孔子所秉承和传授的“六艺”之学，无论作为初级教育的“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还是作为高级教育的“大六艺”（《诗》、《书》、《礼》、《乐》、《春秋》、《易》六种经术），它们的构成都足以说明儒学所关注的问题的广泛性和深刻性。 　　

1、任何一种深层的文化或文明，都会对整个宇宙的存在提出终极性的解释框架，并在理论叙述上完成它的逻辑闭合性。作为人类文明大系的中华文化，其主流的学术即儒学，同样表现了这样一种认知上的宇宙情怀与理论上的终极追求，并在《易》学“宇宙三才”的深刻叙述框架下（天、地、人；天道，地道，人道；天德，地德，人德），展开它的宇宙观及该宇宙观下的详细之学术演绎。所以在最高层次上，儒学所关注的问题的普遍性，首先就在于儒学的“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知人事”的学术广泛性，此正古人所谓“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意味之所在。当然，早期儒学那学术上“天文、地理、人事”的全面关注只表明儒学对世界问题有无所不涉的传统，并不表明后世儒学未曾深化和发展，更不意味着后人要以坚守儒学的混沌一体性来反对儒学的具体深化。 　　

2、儒学不仅有“天、地、人”的广泛关注与宏大叙事，从而散发出它独特的哲学意味与哲学形式，而且儒学在天文、地理背景下围绕“人事”所展开的大规模的学术进路与学术成就，也表明儒学所关注、关怀、讨论的问题的普遍性。——如何来概括儒学在社会生活领域方面（“人事”）的学术内容呢？敝以为早期儒学即先秦、秦汉儒学自有它非常周密而恰切的几个概念可概括之，那就是《礼记·乐记》中“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的“礼乐刑政”四字。（“礼乐刑政”的“刑”以及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中的“刑”，其本字当是“井刂”，“井刂”是作为一般律令、律例的“E” 法 ，不同于刑刭、刑杀、刑戮或现“刑法”的“刑”。） 　　

孔子说“人道政为大”（《礼记·哀公问》、《大戴礼·哀公问》）和“政者正也”（《论语·颜渊》、《礼记·哀公问》），早期儒家的思想学说不仅忠实于中华史三代以来“礼乐文明”的基本特征而重视礼乐或礼乐化的生存，而且早期儒家对作为一般律例的“井刂”以及“政以行之”的“政”，也予以了足够的重视，并在理论上将对政治清明的追求诉诸于法治框架的支持……后世儒学尤宋明儒学则不仅将本有“制度”性质的“礼”或制度关怀的“礼学”转向了心性路径的“理”或“理学”（儒学的佛学化），而且也失缺了早期儒家重视“井刂政”之思的学说维度。“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井刂以防之，礼乐井刂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记·乐记》）——此正表明儒学对一切“人事”的广泛关注。而高度重史的文化传统以及囊括一切“人事”的正史体式，也恰是儒学学术广泛性在社会生活领域的直接体现。 　　

3、儒学不仅将目光投向了宇宙的一切现象或问题，而且尤其覆盖了他们视野中的人类生活史及当下生活的一切内容，其学术的关怀或旨趣可谓极其广泛和完备。而儒学不仅在问题的广泛性上具有广阔而丰富的学术关注，而且也在问题的深刻性上，获得了非凡的学术纵深与文化成就。这种学术纵深与文化成就，其显著的标志就是儒学“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礼记·中庸》）的理念下，其贯穿“仁”之精神也即“善美精神”所建构起来的丰富之人文教化，以及反映该人文教化的儒学话语。可以说，儒学不是创世人格神的宗教或宗教神学，但它同样具有不亚于世界各大宗教之宗教精神的深刻性：理智下的仁爱、宽厚与热诚，并在厚重的生命感、宇宙感、历史感里，洋溢着一种明快而轻盈的悠然与飘逸，这种精神在儒家礼教、乐教、诗教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儒家学说对人精神领域的深刻洞见与深沉智慧，乃是儒学贡献于人类文明的最大一笔财富。 　　

显然，《论语》、《孟子》等著作更多的不是对“存在”（物之理）的描述与探究，而是对“超越”（人之情）的描述与探究；如果硬要说它们也叙述和探究“存在”，那么这个“存在”也只是“超越性的存在”即思想性的人事存在或人之存在而已。儒学乃与生活、历史及个我体验共生，因而和对象化探究的西洋“哲学”、“科学”相比，作为人文教化的儒学，显然不能指望于西洋学术所擅长的“形式逻辑的体系”来彻底贯穿或阐释之；如果儒学按照西洋哲学或近现代科学所通有的“形式逻辑的体系”来进行学术分解和组装，那么儒学的生命和儒学的意义就将宣告“终结”。 　　

4、当然，儒学不仅在宇宙领域、人类生活领域以及人类生活领域内的思想精神领域这三大构成上享有广泛而深刻的“普遍性”，而且儒学在它两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中，它的空间传播和生活渗透，也的确是“世界性”的：儒学在当时的“天下”视野中，也就是在西伯利亚以南与天山、喜玛拉雅山以东的东部亚洲，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从而形成了“儒学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除中国外，东亚大陆周边地带的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等半岛或岛屿，受中国儒学的影响极深也是史实，乃至至今余音不绝。当然，儒学或儒学文化不仅对东部亚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西亚以及欧洲，在历史上都产生过丰富的影响，甚至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中，东方的儒学思想也曾一度成为他们重要的批判性之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