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的儒学 　　

如果说“儒学的世界性”是叙述历史上的儒学，那么“世界性的儒学”则是叙述未来的儒学或儒学的未来。所谓“世界性的儒学”，是指儒学置身于全球的学术话语或文明话语的浪潮中，儒学在开放、传承、革新、转生等一系列重大过程中的自我演进与发展——儒学不仅要承担“内在性”以传承和转生中华文明的使命，也要积极回应乃至主动推动“外在性”的不同学术体系的对话与不同文明体式的对话，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历史理性，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提供深层智慧，并从而获得它“世界性”的话语地位与思想意义。 　　

1、开放性：儒学要获得“世界性”的话语地位与思想意义，首先就必须是“开放性”的。与十六世纪以来欧美思想学术的突飞猛进相比，十六世纪以来的中国，自大儒王阳明之后，儒学数百年来都未再有过创造性的重大突破。显然，儒学要在世界学术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代表中华文明进行言说，就必须直面数百年来欧美思想学术的成就，对民主、法治、人权、市场等重大问题予以自我吸收与化解；如果儒学对人类普遍性的重大问题都缺乏应有的回应或回答，那么中国儒学就不可能具有任何“世界性”而将自我“放逐”于人类生活之外。 　　

2、生活性：自我“放逐”于活生生的人类生活之外，这不是儒学本来的旨趣和面目。故儒学除了要在“挑战—回应”方面化解西方冲击出来的问题，还应走出纯书斋式的学术研究而观照或关怀人们的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而观照、关怀和提升我们自己的生活，就得充分发挥儒学人文之学的性质与功能（礼教/乐教），将学术研究与人文教化充分结合起来，将儒学研究与儒学或传统文化的弘扬结合起来，走一条“儒学走向生活，生活走向儒学”的相生共长之路。当然，在都市化的生活日用或生活嬗变（城市化过程）中，几千年来与乡村宗族型的社区生活相适应的“从祭坛走向讲坛，从讲坛走向祭坛”的儒学能否实现恰当的现代移植或转生，是值得我们继续观察和探索的。 　　

3、现代转生：基于上述两点，儒学如何回应全球浪潮（全球化）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城市化），已经成为考验儒学在社会生活领域能否继续具有现实生命力的标志。先秦、秦汉以来的儒学只是它们相应历史的一种反映，并不意味着古代儒学的伟大成就可以一劳永逸于后人。所以，追随生活与历史的“日新”步伐来实现儒学的“因革损益”是儒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这种“因革损益”的本质是对历史或传统的合理传承与创造性发展。如果儒学拒绝固有的血脉，如果儒学拒绝全球性问题，如果儒学拒绝活生生的生活，那么儒学走向“博物馆”是不可避免的；故置身于世界与投身于生活的儒学，对传统菁华的传承与海外思想文明的汲取并转换成自我话语，是儒学发展的当务之急。 　　

4、文化儒学：《易·贲》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因为儒学对“人事”即人类生活或历史的紧密追随，正因为儒学与百姓人伦日用的天然伴生，所以自古以来儒学都是“文化儒学”，而儒学也注定驶向“儒学文化”。因而，如果说“因革损益”是儒学发展的基本规律，那么“旧邦新命”则是儒学文化的基本使命。基于文化儒学的共同历史辐射与儒学文化的长期民间浸淫，振兴中华文化以及推动东亚文化的发展乃至推动东亚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对话，是儒学文化超越它原本“天下”视阈（东亚）而自立于世界的崇高任务；而“语言是存在之家”（海德格尔），文化儒学作为东亚“儒学文化”话语的主导者，也要担负起它“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的神圣职责。 　　

总之，儒学着重关注的是生活的“存在—超越”，关注的是人类的“文化—文明”。所以，所谓“世界性的儒学”，一则是要走向人类的世界（全球），二则是要走向生活的世界（世俗）——在全球化的生活世界中，儒学不应成为“失语”的思想孤儿，而应成为文明对话或文明“再构”的智慧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