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军
（北京大学儒商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哲学家）

尊敬的各位媒体界的朋友们、各位专家教授、同学们：
    大家好！
    首先，我谨代表北京大学儒商文化研究中心，欢迎各位朋友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也预祝中华儒商百家讲坛能取得圆满成功！
    北京大学儒商文化研究中心筹备工作开始于2004年底，成立于2005年上半年。这一中心挂靠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哲学是远离现实生活的，是远离功利性的，所以好像也是与所谓的儒商文化没有什么关系的。因此在这里，我需要首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儒商文化研究中心要挂靠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要真正了解这样的关系，必须对“哲学”含义要有真切的把握。我所理解的哲学应该有如下两个含义：第一，学科意义上的哲学。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文学、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是并列的，是平等的。哲学只是诸多学科中的一种。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是，作为学科意义上的哲学是与现代大学的出现相伴随的。学科意义上的哲学，既给哲学的发展带来益处，但不可忽视的是，弊端也层出不穷。如使人忽视了哲学与其他学科的统一性，如哲学学科内各二级学科之间壁垒森严。而且我们也知道，学科意义上的哲学只不过很短暂的近两百年的历史，但哲学的历史至少在两千年以上。那么在现代大学出现之前的哲学是什么样的面目？我的理解是，哲学的本真面目是非学科的，所以有另一种意义上的哲学，这就是非学科意义上的哲学。我认为，正是这后一种意义上的哲学，是和每一个人密切相关的，也是和每一个学科密切相关的。非学科意义上的哲学尤其和我们当前中国社会的改革、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具有更加密切的关系。所以，我认为，这个非学科意义上的哲学是很重要的。这就是说，非学科意义上的哲学与人生、与社会、与其它所有学科，当然更是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什么叫非学科意义上的哲学？我简单解释一下，非学科意义上的哲学的根本含义，就是追求关于真善美的智慧，明白什么是人生的道德境界的意义。我认为，这样来理解的哲学是与任何人行为都有关系的。当然，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也就与其他学科血肉相连。
    回到北大哲学系来看，我从学科意义和非学科意义两种含义解读北大哲学系。北大哲学系似乎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只做形而上的追求。比如，我们系一位很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写过《新理学》一书。这个《新理学》的哲学思想体系好像和我们现实的经验世界的生活没什么关系。但是，就是在抗战炮火连天的时候，正是在“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的指导下，冯先生在西南联大时，又写了一本叫作《新事论》的书，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中国到自由之路”。他认为，中国要走向自由之路就必须独立自主地完成产业革命。所以产业革命是中国走向自由的必经之路。可见，哲学是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他考虑的就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怎么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况，而走向真正的自由。可见，哲学家的形而上的人文关怀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那么我从哲学的这两种意义上解读，为什么儒商文化中心挂靠在北京大学哲学系。
    当然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有其他的理由。什么理由呢？我所理解的儒商文化，是广泛意义的儒商文化，不仅仅是指儒家思想，也包括中国文化中的其他的优秀思想。也可以说是有文化的、有境界的人所从事的商业经济活动都可以称之为儒商。显然这是一种宽泛意义的儒商。但更为重要的是，此处所说的儒显然主要是指精神境界，而所说的商无疑是指经济贸易等活动。所以，根据我个人的理解，所谓的儒商，就是要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寻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或精神动力。大家会以为我可能说的太大了。那么下面就让我来解读一下“儒商文化”的含义。
    要解读儒商文化，首先需要解释的是什么是文化。这是一个颇为困难的理论问题，因为只要是人的所思所为都可以叫作文化。所以文化的含义最为复杂，似乎谁也说不清楚。从网上查一下，“文化”这一概念有好几百个定义。有的说有一百多种，有的说二百多种，甚至有的说有将近有四百种。我最近写了篇文章，专门讨论什么叫文化。我认为要理解文化的含义，我们必须注意一本书，就是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原始文化》。这本书关于文化有这样的定义：“文化……是包含全部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文化定义大致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规以及所有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种种能力和习惯。第二，文化是一个整体或系统，而不是零碎的片段的杂凑和拼盘。第三，文化均是后天习得的，不是先天具有的。凡是先天的就不属于文化的范畴，而称之为本能或叫自然的遗传。
    泰勒文化定义的特色在于他重视人的内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等在文化中的重要作用。这一思想实际上已被后来所有的人类学家即其他领域内的学者们所认可。
    泰勒的文化思想在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文化定义也成为了经典型的定义。后来的人类学家也都是在他的文化定义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和细致分析的。
    当然后来的人类学家关于文化的定义也多有与泰勒不同处。比如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孔、克罗伯指出，那些外在可见的行为模式、器物、社会制度等也应该属于文化研究的范围，也应该是文化的研究对象。文化的定义应该将其包括在内。
    于是，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文化”一词基本有两个用法。一个是指“一个社群内的生活模式——有规则地一再发生的活动以及物质布局和社会布局”，这些都是一个特定人类群体所特有的。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指那些可以被我们实际地经验观察到的现象领域，如行为模式、制度模式、器物等。文化另一个意义是指知识、艺术、价值或信仰的有组织的系统。一个民族用它们所拥有的知识、艺术、价值或信仰系统来指导他们的经验和知识，规约他们的行为，决定他们的选择。
    “文化”一词的上述两种用法使得人类学家不能够在两个用法之间做出很明确清楚的区分，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有时指称前者，有时指称后者。这就使得他们在研究文化现象的时候极有可能将实际进行的行为模式与决定行为模式的思想或动机的模式混为一谈，对文化做清晰的研究也就随之更为困难重重。因此后来的许多人类学家坚持要对文化的上述的两种用法做出区分。
    这种区分的实质就是将那些能够为我们直接观察到的经验现象比如行为模式、社会制度、器物与那些决定这些行为模式和社会制度的并且不易被人们直接观察到的观念性的模式区别开来。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于是人类学家普遍接受了这样的定义，这就是文化专指观念性的东西，如知识、信仰、道德、艺术、法律等。而那些可以被我们直接观察到的经验事件或经验现象则被称之为社会。如此，文化与社会也就因此被并列起来而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了。人类学家们清楚，虽然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区分，但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所谓的社会，而是所谓的文化即信仰、知识、道德、艺术、法律等。
    前几天我们开了一次会议，叫人文北京建设，我发表了一篇讲话，我认为人文北京建设应该从几个方面来讲，行动方面、语言方面、社会制度方面、价值理念方面，我认为这几个方面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人的价值理念，人的境界。我认为目前的我们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前一段主要是单轨的发展，他们没有注意到经济发展和人的境界、道德理念或精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个儒商文化研究中心要自觉的承担起研究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和道德建设、和宗教信仰、和艺术等之间的关系的理论研究。因为经济发展不是单轨的。刚才，我的老师汤一介教授，讲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思想。马克思•韦伯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思想，解决了资本主义发展与其精神信仰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有一本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宗教信仰挂上了钩。在他看来，清教徒们有这样一种信念，即他们在现世拼命挣钱是为了上帝，是响应上帝的CALLING（召唤）。正是为了凸显上帝的荣耀，所以我才拼命挣钱；但是，还要补充一点，这就是，我拼命挣得的钱不是为了自己消耗，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富裕，不是的，而是要过节俭的生活。记得《新约》的福音书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在你死之前，要把所有的挣得的财富赠送给社会。从表面看来，为自己拼命挣钱就是追求利，但是从清教徒的内心来讲，这一点恰恰就是义，是义与利的结合。
    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思想课题也就是，如何将儒家的思想与现代的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寻找精神动力。我们现在极其需要像马克思•韦伯这样的思想家，能够把中国传统的精神思想境界和我们现在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们儒商文化研究中心应该自觉地承担起这个思想的或理论的责任。从理论上，从学理上，解决好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和现在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经济建设决不可能是单轨的，而是与社会的其他方面形成一个整体。而且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人的活动，是在人的精神指导之下进行的。所以我们要用自己的精神去主导我们中国产业革命，主导我们社会的发展。所以如何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与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这一课题，需要我们研究。这也应该是此次中华儒商百家讲坛的主题。
    最后祝愿中华儒商百家讲坛取得成功！我也真诚地希望这次活动能得到媒体朋友的支持，也希望这次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反响，使我们百家讲坛的思想理念和中国企业家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在这种崇高的理念的指导下，我们中国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才能更快、更好、更繁荣！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