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溯源话苏商

清代江南绸布店
一叶扁舟开先河
　 说起来难以置信，苏商的缘起竟是一个沉重的历史话题。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勾践战败后卧薪尝胆十年，誓报为奴之恨，便用谋臣计然的计策将商业作为强国弱敌的一项重要战略：“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修之十年，国富”。而对敌国吴国则用商业来削弱，他用高价来收购吴国的粮草，使吴国国内空虚，最后终于灭吴。
　 越灭吴后，勾践的大臣范蠡有感于商业的重要，他说，计然的计策共七条，越只用了五条就灭掉吴国，余下的计策我要用来发家致富。他毅然辞官下海，在宜兴经商，贩卖陶器等商品。这位昔日的高官没有感到经商的失落，他常常穿着普普通通的衣服，乘坐一叶扁舟，往来于江湖之上，“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被当时的天下人称为“陶朱公”。应该说陶朱公开启了苏商的先河。范蠡经商致富后，没有为富不仁，而是富而有德，他将十九年中三致的千金统统“分散与贫交疏昆弟”，被后来汉朝的大史家司马迁称为“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范蠡的这种商德影响了苏商的无数代人。

吴(刘濞)邓(通)钱，布天下
　 时间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大王朝——汉朝。出身于农民的刘邦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大封自己的子弟亲属，当时他将自己的侄儿刘濞封为吴王，立于今沛县。刘濞所辖地盘主要在今江苏、安徽、江西境内，原来吴地就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东海有盐，江西有铜。这位皇家亲王利用吴国境内物产富庶的优越环境，大力发展王室经济，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吴商。他召集天下亡命之徒到东海煮海水为盐，到江西开采铜矿，铸造钱币，并派人到全国各地去贸易，时人说“吴（刘濞）邓（通）钱，布天下”。为了便于通商，他还派人开凿了从扬州到泰州和如皋的运河，即现今的通扬运河。刘濞通过经商，为自己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利令智昏，他居然与楚等六国共同谋反，掀起“吴楚七国之乱”，最后终于兵败被杀。
　 大汉朝的承平为江苏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滚滚的大江成为江南富庶地区的有力屏障。当时北方西汉末年之乱没有牵连到江南地区，东汉末的混战也没有波及到江南地区。在和平的环境中，江南的商业经济更加发达。汉亡后，吴大帝孙权依凭长江天险在金陵建立了吴国，连同其后的东晋、宋、齐、梁、陈史称六朝，六朝的重点在江苏，时间绵延数百年之久，使苏商有了良好的生存基础。
江陵千头橘，当封君家
　 吴国与当时的魏国、蜀国三分天下。孙权十分重视商业经济。他在位时多次派人乘船到今朝鲜、韩国等地贸易，用江南的特产换取北方的马匹，用于战争。他手下的大臣也向他看齐，竞相经商。当时吴国的一位大臣李衡用司马迁的计策“江陵千头橘，当封君家。”在江陵种了一千株橘树，史载“吴末，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大臣全柔派儿子全琮亲自贩米到吴地卖。李衡、全柔等人是当时官僚经商的代表，皇家和官僚在商业经济上获取了大量的利润。
吴国的商业经济很发达。左思《三都赋》中描写吴国的市场是“开市朝而并纳，横环阓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士女宁眙，商贾骈毕。 衣　 服，杂沓丛萃。轻舆按辔以经隧，楼船举帆而过肆……从左思的描写可以想象出吴国的市场很拥挤且又夹水，轻小的车子经过两旁像隧道一样的商肆很难行，船舶在市场中心通过。
　 西晋末年，北方中原爆发了“八王之乱”，战争不断，而江南地区相对平静，中原士族大量南下，琅琊王司马睿抓住时机在中原望族王导等人的辅佐下，在建邺（今南京）建立了东晋王朝。东晋君臣十分喜好经商，利用商业为初建的东晋王朝筹措经费。当时东晋王朝资金短缺，但仓库里有一种布非常多，王导便带头用这种布做衣服穿。上行下效，不到一时就将布销售一空，筹集了一大笔钱。东晋的又一位名臣谢安也善于利用人们追逐潮流的心理经商。有一次他的一位同乡从南方带来一批芭蕉扇，一时卖不出去，他让同乡拿一把扇子给他用。由于他的示范作用，朝野上下都用起芭蕉扇来，他同乡的芭蕉扇很快就销售一空。东晋以后的王朝皇族也喜好经商。宋大明朝 “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为患遍天下。”沈怀文为此上疏曰：“列肆贩卖，古人所非。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责。若以用度不充，故宜量加减省。”但是没有被皇帝采纳。南齐郁林王也喜欢经商，史称“丹屏之北，为酤鬻之所，青蒲之上开桑中之肆。”
　 由于南下士族带来大量的金钱，也由于皇室、官僚的带头示范，六朝时的苏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有三个重要的特点，一是经商的人已经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孙吴永安二年，吴王孙休下了一个诏书说“自顷年以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农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欲求大定,岂可得哉?’”说明吴末下层人民经商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又如宋平民刘凝之“夫妻共乘蒲笨车，出市买易，周用之外，辄以施人。”二是苏商的分支江淮估客的兴起。因为江淮是当时南北分界线，所以商人也集中在江淮一带，专做南北分裂各方的边贸商业。三是经商内容的广泛。史书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南齐时皇族、大书法家萧子云“善草隶，为时楷法，自云善效钟元常、王逸少而微变其体。”当时朝鲜半岛百济国派人到江南求书法作品，使臣恭敬地对萧子云说“侍中尺牍之美，远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萧子云写了三日，共三十纸与之。获金货数百万。这也可谓艺术品贸易的开端。

二十世纪初的扬州码头

商贾如织，扬一益二
　 当时间老人蹒跚进入隋、唐、宋、元四朝时，苏商的发展也渡入平稳时期。隋朝的阳帝为了沟通南北运输，开凿了世界史上著名的大运河。大运河的开凿促进了江苏地区商业经济的发展，唐诗人韩愈说过：“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尤其是大运河中心扬州更是当时的商业中心，时人说“商贾如织，扬一益二”，苏商聚集在这儿，名闻中外的波斯商胡也大量在这个城市定居，为苏商增添了新的活力。日本入唐学问僧圆仁在其所著的《入唐求法记》中说扬州商业繁华和商人繁忙：“江中充满舫船、积苇船、小船，不可胜数。”宋元时期，苏商发展也很快。宋朝时期的扬州继续成为长江流域的商业中心，当时的药、茶等商品均在扬州集散。
　 到了元朝，江苏地区的商人发展的规模很大，曾在扬州做过三年官的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记载南京的商人说：“南京是蛮子的一个著名大省的名称，位于西南（相对于扬州）。居民是佛教徒，使用通用纸币，是大汗的臣民，大部分人经营商业。”元末明初的江南商人沈万三可谓是当时苏商的代表人物。这位沈商人名富，排行第三，称秀是因为他的门第等级在第三等，第三等为秀。沈万三是一位勤奋的商人，《蕉馆纪谈》说他“曾为海贾，奔走徽、池、宁、太、常、镇豪富间，展转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

郑和下西洋开了中国对外贸易先河，图为郑和下西洋宝船模型。

钻天洞庭　八方商贾
　 明清时期，苏商的发展进入黄金期。出身于农民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将首都定在南京，为商业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是一位注重商业的皇帝，他多次下令，对商人的货物只征收三十分之一的赋税，对关系到日用民生的商品如农器、蔬菜、畜牧等则不收税，他还减少收税的关卡。他在当时的南京三山门外设立官办的榻房，让商人囤积货物，有一个休息的地方。经过朱元璋几十年的培育，因元末混乱而虚弱不堪的社会元气逐渐恢复，苏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相传仇英绘的《南都繁会图卷》真实地记录了明朝南京的商业繁华，图中牛行、猪行、羊行、棉布店、粮店、鞋帽店、铜锡店、药材店等商业店铺有100多个。明朝永乐年间，南京还出了一位对外贸易的大官商郑和。郑和以南京为基地，也可以说是苏商，他七下西洋，最远到达今天非洲东海岸肯尼亚等国，收购当地商人的香料、象牙、药材等商品，执行友好的外交使命，这样一位苏商的杰出代表在中国外贸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随着江苏经济的发展，外地商人也纷纷来到江苏淘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外地商人是安徽徽商和山西的晋商。在江苏活动的徽商和晋商重点经营盐和典当业，明朝初年，政府为了解决边疆粮食供应问题向商人开放食盐经营，商人只要在边地缴纳一定的粮食，就可以取得贩卖食盐的资格。头脑灵活的徽商和晋商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很快在产盐的江苏地区站住脚跟，他们以扬州为基地进行活动。有人曾指出：“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明中叶在扬州的大徽商有黄五保、黄豹、黄崇敬、黄存芳等人。徽商大规模进入江苏地区，当时有“无徽不成商”之说。晋商也是“足迹遍天下”，他们在边地种粮，就近缴纳；到内地领盐，就地销售，取得了很大的利润。明中叶后，晋商也开始进入江苏的扬州地区，迁居入籍，安营扎寨，专门从事盐业贸易。徽商和晋商中的一大批人就这样转化为苏商，他们的势力一直延续到清朝，清初康熙和乾隆多次下江南，在扬州都由这些商人接待。
　 江苏本地崛起的商人主要是生活于苏州太湖东、西洞庭山的洞庭商人。早在明洪武年间，西山人蔡仲铭就开始在淮阴经商。到明中叶，洞庭人大规模地外出经商，昆山名士归有光说：“往往天下所至，多有洞庭人。”明代市民小说家冯梦龙也说“洞庭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钻天洞庭经营的地域范围有海外，有边疆，有内地。经营的商品范围也多种多样，不拘一物。到了清朝下半叶以后，洞庭商人更是在上海等地专门从事外贸。明清时期，在苏商的努力下，原来不出名的无锡因处于江河交通的转换口而成了名闻天下的四大米市之一和大型布码头。当时无锡全县年产布匹300万匹以上，而每年经销的布匹则在700－1000万匹左右，盛销于沪、杭、闽、台等地，仅棉布经销一项就造就了大批苏商。
　 苏商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培育者之一。明朝苏州有一个叫孙春阳的商人开了一座大店铺，就叫“孙春阳南货铺”，最早建于明朝万历年间。这一家商铺在长期经商中积累了大量的商业经验，采用了类似近现代的商业管理手段和经营方式，他们的商品选精用良，在日常经营中分工细密，配合默契，结账付款，凭票取货，当时人说：“其铺如州县署，有六房：曰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蜜饯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给钱，取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总管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自明至今，已二百三四十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替者。吴中五方杂处，为东南一大都会，百货云集，何啻数十万家，惟孙春阳为前明旧业。其店规之业，选制之精，阖郡无有也。”

清人徐扬所绘《盛世滋生图》

西风渐进 实业救国
　 进入近代以后，西风渐进，江苏地区因沿海，得风气之先，反映在商业上也有了新面貌。五口通商后，靠近上海的苏州、无锡商人均东进上海。如苏州洞庭商人，以前一直在长江和运河沿线活动，受到上海繁盛商业的吸引，纷纷进入上海。他们进入上海后，不少人就业于外资商业开的银行、洋行做买办。东山的席氏是其中的佼佼者，席家祖孙三代在外资银行任职的有11人。当这些人在外资商业历练成熟后，便纷纷自立门户，开办起自己的银行、钱庄和商业机构。洞庭商人在上海经营钱庄等商业机构的主要是东山的严氏、万氏、王氏、叶氏、席氏等大族。严氏中的严兰卿自任上海敦裕洋行买办后，在上海、苏州、常熟、吴县等地开设了近10家钱庄，总资本在几十万两白银。除了钱庄业，洞庭商人还经营丝绸业、洋纱洋布业、棉业、工业等。
　 江苏其他地方的苏商也不甘落后，纷纷进入近代工商业。据统计，从1895年到1911年间，江苏各地兴办的资本金在5千万两白银以上的工商企业就有115家。其中比较突出的有镇江李维元办的永利丝厂，张劝史办的大伦纱厂，苏州陆润庠办的苏伦纱厂，杨宗濂、杨宗瀚在无锡办的业勤纱厂，荣宗敬、张石君等在无锡办的振新纱厂，张謇在南通办的大生纱厂。苏商引进近现代外国资本主义新概念，目的就是外争利权，内振民族。通过这些办厂运动，苏商也从一个地方商帮一跃而成为一个左右民族经济的商业流派，实现了质的飞跃。顺应苏商的商业实践，近代句容出现了一位商业理论家——王秉元。王秉元从小在商店做学徒，是一个有心人，他将自己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商业经验整理、汇集成《贸易须知》上、下卷，他在书中记载了怎样教导商业学徒，怎样搜集商业信息，怎样进行商业营销，是一本难得的商业教科书，体现了当时苏商的经营水准，曾经多次重版，一刻再刻，到处流传。
　 江苏近代苏商的另一件大事是太平天国公营商业的发展。太平天国自起义以后将南京设立为首都，在江苏地区活动有十几年的时间。据历史史料记载，太平天国一进南京城就在北门桥设立公肆，开市贸易，商品有杂货、玉玩、绸缎、布匹、米油、茶点、海味各店。这些店均有店凭，称为天朝某店，又有天朝鱼行、天朝肉店。太平天国还允许开设公私合营的商店，称公本民营。这些商店的利润按三七分成，私人留三成，天国留七成。除了进行内贸，天国也积极实行外贸。外贸的商品有丝和茶等。1855－1856年度，太平天国与外商贸易茶叶9193万磅，生丝50489包。这个数量从1853到1858年间大致相同，说明太平天国并不一概排斥外资商业。太平天国商业也应是苏商历史上辉煌的一幕。
　 提到近代苏商不能不谈到张謇其人。张謇（1852－1926），江苏南通人，清甲午科状元。张謇生当列强经济侵入，国内民族商业步履维艰的历史时期，残酷的现实和民族知识分子的正直使他认识到民族商业图强不易，前途艰难。因此，他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劝业莫要于恤商！”要求统治阶级体恤商艰、商难、商困、商苦，采取各种措施来保商、恤商、促进商业发展。具体而言，他首先要求废除雁过拔毛式的厘金制度，代之以印花税，还要对洋货加税。其二是加强金融改革，要求铸造金元，划一银元，推广铜元；建立银行，发行钞票，解除商困。其三是建立促进商业发展的机构，对民族商人实行贴息贷款，将商人组织起来，成立商会，“讲公德、讲群理、讲中外商业历史。自然使（商人）知当聚不当散。”张謇并非是书生空论，他积极参加商业活动，进行实业实践，对苏商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