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诸子思想大放异彩，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舸争流的历史宏观。儒家思想带着中国特有的地沿文化和泥土气息，脱颖而出，在经过漫长的世纪风波、积淀和扬弃之后，终于成为中国最具影响的思想文化，儒家思想不仅极大地影响了统治阶级的行为规范，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商人的行为规范，形成了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千百年来，中国的儒商运用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在国内乃至世界经济舞台上不断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断地吸收和补充世界经济管理思想的丰富内容，造就了一大批成功儒商和在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影响下的经济高速发展地区。面对21世纪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直到现在仍然是有研究、发展和运用的巨大价值。

一、 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构成一个有机的体系。所谓经济伦理，就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所必须遵循的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伦理思想不是一般的经济伦理道德，而是其根本原则、核心和精髓；它是法的哲学内涵，是法形成的伦理道德的原理和依据，是人们认同和内化法律法规的道德基础。儒家经济伦理的思想出发点是仁者爱人，归宿点是治国平 天下 ，价值尺度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出发点：仁者爱人

儒商经济伦理精神的基础是人道主义。所谓“人道”，主要是指人的活动应该符合人的需要，为了人的目的而进行。“随着人的因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必须向管理者提出一个如何进一步实现管理过程人道化课题，就是要求在管理中讲人性、新生人、关心人、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础应当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儒商精神，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内容或补充。

1、“仁者爱人”的基本道理

孔子把仁当做最高道德原则，主旨是“爱人”，即把人的生命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爱护他人、同情他人、帮助他人的人道主义。《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大戴礼记?王言篇》也说：“孔子曰：‘仁者莫大于爱人’。”孟子把它概括为“仁者爱人”（《离娄下》）。

仁是关于人我关系的准则，仁的出发点是承认别人也是人，别人是与自己一样的人。孔子曰：“爱人者则人爱之，恶人者则人恶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谓不出于环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说苑?政理》）金文“仁”从“人”从“二”，指人与人的关系。儒家还把仁当作人生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和价值。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士不可以以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可见，“仁”就是儒家的人道主义。

仁与礼也是统一的，礼是形式，仁是内容；仁是内心的德性，礼是外在的规范；“礼”是“仁”的行动规范，“仁”是“礼”的品德表现。这就是重视道德情操与道德规范的统一。“仁”贯穿于一切的伦理道德原则规范之中。

2、“仁者爱人”的儒家经济伦理

儒家经济伦理的“仁”，以人道主义为出发点。最早的儒商之一白圭，就称经济为“仁术”。《礼记?大学》曰：“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以仁爱精神经商，是儒商的传统。《商贾一览醒迷》要求商人应“本心仁厚”。歙商胡山，经常“耳提面命其子孙曰：‘吾有生以来惟膺天理二字，五常万善莫不由之’”（李维桢：《大泌山房集》），要求子孙按仁义天理经商做人。清休宁商人吴鹏翔在汉口买了八百斛胡椒，验货时发觉这批胡椒有毒，原主惟恐败露真相，央求退货还钱。可是，吴鹏翔为了防止原主又将有毒胡椒转卖给别人，竟将这批胡椒全数买下后销毁，宁愿自己蒙受巨大损失，也不使消费者受害（嘉床《休宁县志》卷15）。

现代市场经济仍应提倡企业和企业家“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伦理思想。现代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人（买者和卖者）、财（货币）、物（商品）的运动，其中心是人。应当尊重人、理解人，人是经济活动的核心，也就是儒家所说的“仁者爱人”。这种以人道主义为经济伦理思想的经济，就应当是道德经济。

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为“仁”的方法很多，要求也很高，但有其最为基本的方法。孔子强调“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巳”（《壅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就是最基本的为“仁”之方。

从伦理学的原理分析，“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属于换位思维的方法，它反映了伦理道德的最基本的原则。换位思维就是主体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把思考问题的立场和出发点从主体自身转换到客体或主客体之外，以对方或旁观者的角度来认识和体验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思维方式，有助于理解、洞察他人的内部状态，便于人际交往和沟通。

在经济生活中，换位思维的方法经常被运用，是经济道德的基本形式。“换位思维”用之于经济伦理，就是应当从顾客的立场出发思考问题，衡量利益，反省到企业营利只有通过顾客购买自己的产品才得以实现的真谛，不能视用户和顾客是被动的消费者，习惯于坐堂等客，甚至磨刀“宰”客，缺乏服务热情，而应真正做到“顾客至上”。

4、凭良心做事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是因为儒家以“仁”为人的本性。孟子认为：“仁也者，人也。”（《尽心下》）儒家以“天地间人为贵”，“天地之性人为贵”。而人之所以“贵”，是因为“凭良心做事”。因此，一个人是否具有人性，是“人”不是“人”，就看他是否有“爱心”，是否讲良心，这是做人的起码要求。

善良意志体现在经商活动中，就是要讲良心，俗话说：“凭良心做事”，就是这个意思。一旦“凭良心做事”，你就有了道德自觉，就会知廉耻、辨荣辱。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有坚定的从善去恶的精神，培养起以善心经商的光荣感和惟利是图的耻辱感，这是保持善良人性的重要方法。因为良心的本性是对责任行为的自我检查、预测、调节和审判。若行善，良心上就感到满足、愉悦、放心、宽慰；反之，行恶则良心上就会感到内疚、自尊心受损，惶惶不可终日，无脸面见人。孟子说：“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尽心上》）一个人如果没有仁义道德，没有人的良心，那他尽管有人的躯体，实际上失去了人的本性，没有了人的灵魂，活着与死了有什么区别呢？

归宿点：治国平天下

儒家仁政的目的是“治国平天下”，这即是儒家经济伦理的归宿点。如果把经济的目的看成只是增加财富，那是粗浅的；如果把经济的目的看成仅仅是个人的发家致富，那是自私的。儒家以“治国平天下”的高尚追求为指导，这是古今儒家的共同特点。

1、外王之道

儒家把“经济”视为“经世济民”的事业，是其“外王”即治国平天下的主要任务。而治国平天下，就是要达到儒家强国富民的目的。儒家把是否能够强国富民，作为评判人物仁义与否的标准。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不同于一般人，他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这就是说，只要把国家治理好了，国家强大了，人民富有了，外敌不敢侵略，国家得到统一，就是给国家和人民造福，是最大的“仁”。历代儒家都是把国计民生作为从政的第一大事，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做最大的政绩，主张在经济方面大力发展生产，移民开荒，兴修水利，在政治方面解放劳动力，严明法制，淳化民风，严惩贪污。

与此同时，儒家认为，发展商品经济的目的就是关注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早的儒商范蠡就是一个“富好行其德者”，主张“施民所喜，去民所恶”（《吴语》）。子贡“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明人李晋德的《商人之歌》（编入《从商经》，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提出经商的目的是“济人利物”。到了近代，儒家经济伦理的经济目的，已经具体化为注重民生，兴办工厂，修筑铁路，开办银行，走现代化的道路等具体的经济目标和措施。

2、利民惠民、藏富于民

（1） 利民。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司马迁认为要让人民“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史记?货殖列传》卷一百二十九），也就是说，要依据老百姓谋生取财的本性和客观条件，使他们得到利益。如山地之民，利在山货木材；滨海之民，利在渔盐水产；平原之民，利在粮棉五谷等。在今天，就是促使城市大力发展工业、第三产业；在农村，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乡镇企业，等等。

（2）惠民而不费。孔子认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则可劳而劳之，又谁怨？”（《尧曰》）《孔子家语·贤君》记载：“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公曰：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国语·鲁语下》记载孔子谈论“敛从其薄”，说“出稷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这里，“稷”、“秉”、“缶”都不是计量单位，而是标志着微型的抽象，用以美化“井田”制的薄敛。孔子“惠民”而不“费民”，就是要减轻人民负担，减轻企业负担，通过适当的减税让利发展经济。

（3）藏富于民。孔子主张藏富于民，均富于民，开发财源，节用爱民。“孔子曰：‘君子不尽利以遗民’”。（《春秋繁露·度制》）明清之际的唐甄也曾明确提出“藏富于民”的主张，指出：“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山丘，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潜书·存言》）在今天，就是要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

儒家、儒商利民惠民、藏富于民的经济伦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从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来看，“富民”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像前苏联，尽管国防强大，但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不符合历史的潮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富民”的政策，不仅带来了人民的富裕，而且国家也得以强大。从一个企业的微观经济来看，也应利民惠民，与民让利。例如，日本“拉链大王”吉田忠雄毕生信奉的“善的循环”哲学，就是主张利润不可独吞，应将利润分成三份：一份让给消费者，一份留给供货商和经销商，一份留给自己。这种共存共荣、互相有利的方针，促进了企业的良性循环。

3、庶之，富之，教之

古今儒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重视教育。《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在这里，孔子提出了在老百姓富裕以后，还应当提高他们的素质的“先富后教”的问题。

“教民”是十分重要的。孔子说：“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礼记·缁衣》）又说“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不教而诛之，是虐杀不辜也”（《说苑·政理》），把“不教而杀谓之虐”（《尧曰》）视为“四恶”之一。在一些地方，从来也没有认真进行过远大理想和思想品德教育，不重视法制教育，领导也做不到以身作则，那里的青年犯案率很高，实在是“弃民”“虐民”的不道德行为。在一些企业，从来也不对职工进行职业培训，不组织职工学习科技文化知识，到头来把“不能适应现代化生产的要求”的责任推到职工的头上，让工人下岗失业，这也是“弃民”“虐民”的不道德行为。只有既“富民”，又“教民”，这才是真正的爱民，这才能使国家真正强大，人民真正富裕。这是儒家、儒商经济伦理给我们的教益。

价值尺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价值是反映客体对主体有用性的哲学范畴，“价值这个普遍性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根据张岱年先生的研究，“价值”是近代出现的名词，在古代中国与价值意义相当的词就是“贵”。价值尺度的焦点是义利关系。儒家认为，君子爱财，应取之有道。如果取之有道而至富贵，那才是真正的“贵”，即实现了不只是“经济人”同时也是“道德人”、“社会人”的价值。

1、取合义之利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可见儒家是追求富贵的，但前提是“以其道得之”，否则，就宁愿贫穷。这就是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增广贤文》），“仁中取利，义中求财”。这说明，要把富贵与道义区别开来，道，就是不悖于道义。人的谋利活动要受道义的制约。

儒家还充分肯定人们富贵的欲望甚至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孔子不仅认为求富贵是人所共有的欲望，甚至还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泰伯》）司马迁说过：如果“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史记·货殖列传》卷一百二十九）孔子认为，只要是正当地求富贵，不在乎从事什么职业，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可见，对可求的富足，孔子是可以不惜降低自己的身分来追求的。

在经济领域，经商者（包括企业家、商人等）言利求利是天经地义的。正当地求利，就包含了“义”。以仁义精神经商，取舍不苟，不赚昧心钱，是儒商的传统美德。

2、不义且富贵，于我如浮云

人们在利面前，应当先思其是否合义。如果说“义然后取”的话，那么，若是“不义之财”怎么办？孔子说：“不义且富与贵，于无如浮云。”（《述而》）不贪不义之财，是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最应牢记的经济伦理道德原则。

儒家把仁义道德看作是比衣食、富贵、功名甚至生命都重要的东西，主张个人在义与利之间的选择上，首先要考虑道德的要求，把“义”放在首位。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以议也。”（《里仁》）合于道义的富贵、安逸是可取的，否则，就算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孟子也说：“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尽心上》）“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述而》）“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

取舍不苟，不赚昧心钱也是中国商人的传统美德。据史料记载，东汉时有一个商人一次典买了8匹马，当牲口的主人来赎时，马的价格已上涨了10倍。同伙主张应用现价赎回，而他却认为这样做不义，只收回了自己原来付出8匹马的本钱，多一文不取。

现代市场经济当然是以利益为驱动机制，但同样要求“见利思义”，“义然后取”。那种不管义不义，先赚了再说，赚钱才是硬道理的行为是要不得的；那种有钱能使鬼推磨，“鬼附势慕利”（李瑞清《清道人遗集》卷二《书郑大鹤山人尺牍册子后》）的“钱神论”是要不得的；那种只有黑心才发财、专取不义之财的行为更是要不得的。

3、放于利而行，多怨

现代市场经济以利为驱动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一旦仅以利为诱因，不仅利的诱惑力会慢慢减退，最终失去效用，而且还会引发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孔子告诫我们：“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利则民怨。”（《孔丛子·刑论第四》）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梁惠王上》）利是一柄双刃剑，我们不能只见其有利的一面，而忽视其有害的一面。

正确的做法是，应当为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一种法律的、道义的制约规范和协调力量。一方面，要重视道德的引导。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为政》）人们有了道德良心，明是非，知丑恶，就是做一个“道德人”的自觉性。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法制。荀子说：”今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这就是儒家给予我们的智慧。

4、天下为公

这里的“公”，是指公正的思想，它集中体现孔子的“大同”理想之中。

《礼记·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弃其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大同”理想，包含了丰富的公正、平等、人道、博爱、民主、自由的原则。古往今来，“大同”社会的美好蓝图，一直成为儒家坚定不移的理想和信念。

儒家的“大同”理想，反映在经济活动中，是一个经济公平问题。表现在人格公平上，孔子思想中最伟大的成就，就是他对“人”的发现和关于“仁”的理论的创立。他提出“以人为本”和“泛爱众”的主张，就是要统治阶级把被统治阶级当人看待，承认对方是人而不是物，这在人格上便是人与人的平等。由于承认和重视人的平等，因而构建了儒家公正平等的经济伦理的基础，成为儒商经济伦理精神的重要内容。

交换公平是经济公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交换公平，古今儒商是十分重视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交换，几乎都是在“熟人”的圈子里进行，因而，“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是最为突出的经济公平原则，也是儒商伦理道德的特点。正如清代商人石成金所言：“生意全凭公道导，货真价实莫欺人”（《传家宝全集·好运宝典》）。

儒家对分配的公平十分重视，其观点主要反映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中。这一观点过去常被人认为是平均主义的源头，实在是对它的误解。孔子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秀氏》）“在这里，孔子是谈他的政治和经济见解，他所说的‘均’与其说是‘平均’的意思，还不如说是‘均衡’的意思，‘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意思就是，不怕少而怕不能均衡，这种不能均衡，在政治上是不能平等，在经济上是收支不能均衡。以孔子的睿智，既知社会上有不同的等级和类别，决不至于在这里要求一个国家或家庭做到‘平均’。如果说他有‘平均’思想的话，那么，充其量也不过是希望贫富不要过于悬殊，缩短贫富的差距，而不是要求平均主义。”这种分析是十分中肯的。“患寡而患不均”，即是要求在分配上注意利益的均衡，实行公平分配。

5、“得民心者得天下”

孔子的“仁者爱人”的“人”是类的概念，即爱人类。但在儒家政治思想中，以人为本具体化为以民为本。按照儒家“以民为本”的观点，“得民心者得天下”。从商家来说，赢得顾客就一定能够赢得市场；从管理者来说，赢得被管理者的心，得到企业员工的支持，企业就一定能够蒸蒸日上。

我国著名的近代儒商、实业家卢作孚办企业的宗旨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生产，富强国家”。这一宗旨充分体现了儒家“以民为本”的观点，它对企业的指导意义是超时空的，具有普遍性。东莞宏远集团提倡“我为你，你为他，人人为康佳，康佳为国家”的康佳风格，也体现了“得民心”的意思，使康佳成为名优电子产品。

国外许多著名企业和企业家的服务观就是与儒家“民心”说相一致的。松下幸之助说：“经营的目的是为社会服务，利润乃是服务的报酬”。著名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有一句闻名全球的口号：“IBM就是服务”。这个公司专门选择、培养了一批为客户服务的“客户”工程师，其职责是站在客户需要的角度思考问题，改造IBM的产品设备，而不是以往让客户修改业务来适应IBM的设备。尊重消费者，理解顾客，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上。美国玛丽凯化妆品公司提出“P和L”哲学。在商业惯用语中，P和L本是指“盈”（Profit）和“亏”（Loss）。但是，在玛丽凯化妆公司对P和L却另有独到的解释，它提的是“人”（People）和“爱”（Love）。他们提出：“我们是重视人的公司”。著名的美国柯达公司的承诺“请你按一下按钮，其它的事全由我们负责”。这也是消费者最中听的广告词之一。“傻瓜相机”的成功开发和推向市场，其成功的原因也内在地含具了为顾客服务的伦理精神。

然而，至今有的商家仍不知“以民为本”的道理。有的坑害顾客，以“斩客”为捞钱的手段，最终顾客越来越少。这就是“失民心”所带来的经济恶果。

6、兼济天下

儒家提倡“以天下为己任”，主张“达则兼济天下”。孟子说：“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平治天下，舍我其谁？”（《梁惠王下》）。儒家的社会责任的抱负形成中华民族儿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责任心。对经营者来说，不仅有经营者本份的责任，还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要有为社会排忧解难的意识。

一是要有利于发展民族经济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们的开放程度将越来越高。但是，我们是一个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在开放中不注意保护和发展我国的民族工业、民族经济，让它有一个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时间和过程，我们的许多民族工业就会被扼杀在萌芽、幼苗状态。当然，保护和发展我们的民族工业，主要应当采用法规的、经济政策的手段，但是，从道德上培养我们的民族经济的意识，也是重要的。

二是要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它必然带来部分人的失业。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企业下岗的情况严重。企业下岗的职工、城市和农村无业的以及隐性失业的人员，有数千万之巨。这些人不能靠政府解决，而主要依赖企业吸纳，已有的企业要扩大招工，还应兴办更多的新的企业包括个体经营的企业，以减少社会压力，为社会稳定作贡献。这种稳定的社会环境，无疑是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三是要捐助社会公益事业。中国古代儒商把捐助社会公益事业作为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如徽商发财后常常乐于设义学，办书院，建试馆，助饷助赈，抚孤恤贫，修路建桥等“义举”。儒家学说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训，徽州境内至今仍屹立着众多的牌坊，为意欲不朽的儒商记功表德，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徽商在伦理道德上的一种不懈追求。

四是要有利于淳化社会风气。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部分，它的行为对社会是有影响的，近年来，许多城市的商业、服务系统开展了“文明窗口”创建活动，有的城市开辟了“信誉一条街”、“百店无假货”，为城市和市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现代文明城市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也有一些企业并不注意对社会道德的影响。如，在一段时期，铺天盖地的VCD广告，都宣称他们生产的VCD有超强纠错的功能，有的甚至点明可专门用于读质量低劣的盗版碟，这种广告对维护知识产权、打击盗版的不道德、违法的行为是不利的。事实说明，我们必须加强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教育，把它当做企业伦理的重要思想内容，使企业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应负的社会责任来。

二、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运用

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影响着中国商人的行为规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商人格和儒商经济管理思想，即以人本主义为基点，与儒家经济伦理的本质和特征相一致的经济管理思想。这一思想通过商人的活动，文化的传播传入海外，又与现代经济管理思想交相融汇，即相差别，又相补充，在经济活动中从职业观、规则观、竞争观、决策观、组织观等方面显示出自已独特的魅力和持久的生命力。

职业观：敬谨执事

“敬业”精神是职业道德的首要问题，因而，管理者应当十分重视职工敬业心的培养，使他们爱岗敬业。早在《礼记·学记》中，儒家就明确提出了“敬业乐群”的要求。具体地说，儒家的敬业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要“立志”，即有强烈的事业心；第二是“执事敬”，就是办事认真，一丝不敬，兢兢业业；第三是“居敬穷理”，即探求规律，掌握本领，成为行家里手。

1．有志者事竟成

职业观实际上就是事业心。儒家认为，事业心首要的是应“立志”。《尚书·周官》：“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泰伯》）孟子说：“志，气之帅也。”（《公孙丑上》）其次，儒家强调所立之志应当是正确的、符合道义的。孔子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强调做“志士仁人”。再次，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韩愈说：“事业无穷年。”（《秋怀诗十一首之一》）苏轼说：“立大志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晁错论》），梁启超《志无酬》说：“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

中国古代儒商中有许多人抱有极强的事业心，以志励已从而获得成功。《明清徽商资料选编》记载徽商教育子弟：“人生贵自立耳，不能习举业以扬名，亦当效陶朱以致富，奚甘郁郁处此乎？”明清时期沙城商人汪昊就教导子侄立志：“农工商贾亦当立志，凡所作生理，如猫捕鼠，如鸡抱卵，实心实意，不肯放过，此立志也。”明末清初有一个富商叫沈方宪，他是浙江海宁硖石镇人，本是儒生，因家贫无法继续学业，弃儒经商，做布匹和粮食生意。他极孝顺父母，得知父亲客死他乡，悲痛异常，刺血写下“不饮酒，不吃腥，不内寝”九字于居所纸屏之上，以励经商之志。由于其克勤克俭，诚实守信，很快成为富商，受到人们称赞，影响极大。

２．执事敬

“执事敬”的意思就是做事要“敬”，包括三个方面：其一要勤业，“天道酬勤”，“业精于勤，荒于嬉”，应“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述而》）；其二要认真，小心谨慎，如朱熹说的：“敬只是一个畏字”，“有所畏谨，不敢放纵”（《朱子语类》卷十二）。其三要严格要求自己，向高标准看齐，就像明儒吕坤所说：“做第一等人，干第一等事，说第一等话，抱第一等识。”（《续小儿语》）儒商以尽忠职守为“本”，要求敬岗爱业，勤勤恳恳。正如《商贾一览醒迷》所说：“能自守本等艺业，勤勤恳恳，始终无二，不失故物，是谓固本之道”。

３．居敬穷理

有学者指出：“孔孟之道，认为管理既不是管人，也不是管事（财、物等等），而是管‘理’。所谓管理，指的是去管道理的深入人心。使人们不但了解如何干？更重要的是懂得为什么干？把被动推拉力变成自动、自发行为。”从敬业的角度，就是儒家说的：“居敬穷理”（《朱子语类》）卷九），即以敬业的精神，了解为什么要做和怎样去做的道理。

居敬穷理，首先要知“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儒家十分强调义理，即从道义、良心、荣誉等提高经济活动主体的觉悟，例如，职业荣誉就是很重要的方面。从职业的选择上，主张“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处理个人与团体的关系上，主张“以店为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其次要“穷理”，即要有从业的本领，通晓事物之“理”。韩愈批评“有雄志而无雄才”（《后汉三贤传》），苏轼批评：“志虽大而才不副”（《扬州谢到任表二首》），都是说明掌握岗位本领即“穷理”的重要。中国传统商人就十分重视经商本领的学习，所谓“学徒”，就是学经商的技能。例如，《生意世事初阶》提出学徒的基本功第七项就是要学好技艺，饭后学写字，晚上学算盘，“生意之家，忌的是白日打空算盘，要在晚上请教人指点算法”。要学戥秤称物，秤杆“不可恍惚，称准方可报数”。还要学会看银子成色，分清真假。认为，做生意“一回生，二回熟，经一遭，长一智，凡百事，都是学而知之”。

规则观：德法并重

管理既是经济活动，又是经济制度和经济文化。管理一定要有管理的规则，即以什么手段来实现管理的目标。儒家主张德法并重、互补，以“宽猛相济”的两手进行管理。

１．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儒家除孟子比较明显地持王霸对立的观点而崇德排法外，历代儒家大都主张崇尚道德教化，同时不排斥刑法。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为政》），表达了儒家的态度是既重德，又不否定刑法，并明确强调“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

在儒家占统治地位的年代，能把德和法统一起来的是“礼”。因而孔子认为应当“齐之以礼”。西周的周公以礼乐为“治国之本”，他对道德与法的关系及其不同职能曾经作过经典性的概括：“礼禁于未然之前，法施于已然之后。”（《大戴礼记·礼察》）礼最初是敬神求福或祭祀祖先的仪式活动。自从周公制定周礼，经后世儒家的扩展，礼便逐渐演变为“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一整套道德行为规范。

礼强调职业的职责之分，使人们各就各位，这对管理来说是有意义的。在企业的人员管理中，我们要充分利用强调“分”的特点搞好社会分工。管理中没有礼不行，会导致上下等级界限模糊，管理秩序混乱。正如荀子所说：“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生产人员、销售人员和保安人员要明确责任，各负其责，协同作战。不同工种的工作人员之间要友好相处、互相协调、共同努力。在产品的生产管理中，在原料的质量、产品的规格和成品的价格方面，企业要建立适当的科学的标准。当然，“分”也不能绝对化，儒家主张用“中庸”来平抑“分”的负面作用，“中庸”就是设法在“分”之间求得相互协调和补充，它对于“分”是一种制约和补充，预防“分”走向极端和破裂。

３． 宽猛相济，德法互补

儒家德法并举的管理思想不仅贯彻在国家管理方面，也影响到经济管理。中国古代商人特别是儒商就是既重视道德，又重视行规、店规。例如，对于学徒，就要求“要守规矩，受（店规）拘束。不守规矩，不能成方圆；不受拘束，则不能收敛深藏”（《生意世事初阶》）。一旦违规，掌柜、师傅“教你成人，骂也受着，打也受着”（同上）。《工商切要》指出：“立规矩以壮观，定章程而不易”，“凡开行铺，无论大小，要有规矩章程……敬公罚私，强去和留，奖勤责怠，褒智教愚，始终如一，行店可兴。”中国古代商人特别是儒商，总是把行规、店规，内化为经商者的道德，让他们（包括伙计甚至店主自已）自觉遵守。再如，近代儒商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就制定了一套极其周详的考绩规定，项目有27种之多，考绩的范围包括工作、品行、言语态度和仪表四个方面。日本企业对员工的礼仪训练就非常重视，并且极为严格。被一家企业录用的日本大学毕业生，无论他有什么样的教育背景和经历，首先都要上一堂礼仪课。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所制定的公司商业道德规范中，也贯彻了以礼待人的精神：第一，凡本公司的推销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批评竞争对手的产品；第二，如对手已接受顾客的订单，切勿游说顾客改变主意；第三，推销人员绝对不可为获得订单而提出贿赂。因此，该公司在同行和广大顾客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这正是儒家“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这一早就阐明了的道理，也说明了实行道德和法制两手抓的必要性。

竞争观：和而不同

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之一是竞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竞争的经济。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应当有所不同，应当有既符合经济竞争的一般规律，又有具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特色的竞争规则。儒家既提倡“当仁不让”，勇于竞争，又讲究“和而不同”，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是有借鉴意义的，可以吸纳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的传统特色。

怎样才能良性竞争呢？儒家认为，竞争应当做到两点：一是“其争也君子。”，一是“和而不同”。

孔子说：射箭比赛，“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原意是，拿射箭比赛来说，比赛双方要揖让上堂，射完后要揖让下堂，获胜的人要揖让失败的人饮酒，这种争斗，才体现出有道德修养的人的风度。应用到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也就是要求公平竞争，合法竞争，要使最具效率意义的竞争建立在公道正义的基础之上，这就是“君子之争”。

“和而不同”实际上包含了这样的思想：孤立的，单一的因素不能构成完善的事物，只有多种因素特别是对立因素的统一和和谐，才能构成完善的事物。有人认为，竞争的内驱力使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地推销自已，把对手当做超越的标尺，竞争就是你死我活，这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事物深层的规律是：一旦别人都消灭了，也就是意味着你自己也就要消亡了，这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竞争毕竟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要求合理化。不正当竞争即便是胜利了，也是“胜之不武”。经济竞争不同于战争，胜利者不应消灭他人，而应促进别人同上一个新的台阶，并在这个新的台阶上展开下一轮的竞争。没有竞争，世界就没有进步，但如单纯是斗争，那只是达尔文的生物发展规律。

美国的英特尔公司与微软公司似乎对“和而不同”领略精深，他们在个人电脑产业的竞争中，采用了“一唱一和，合利而动”的“双赢”策略。一个计算机硬件霸主，一个计算机软件新帝，双方十分默契地为电脑业的循环升级推波助澜。先是微软公司推出功能更强、记忆量更大的新版软件，令消费者觉的原有硬件容量不足，不敷应用，于是弃旧更新，使英特尔新一代芯片的计算机市场容量激增。这时微软公司又悄悄地开发，并推出更新一代的软件，令“昨日”硬件又一次自动折寿早夭。如此循环，使英特尔与微软成为执个人电脑市场牛耳的双雄，大有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势，令商战对手无能为力，使消费者如同定期交租般跟着不断涌现的新产品走。一些人士把英特尔与微软称之为“眉来眼去的合作策略”。反之，美国的“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之间积怨甚深，一直互相攻击。持续不休的相互贬损，使美国消费者对这两家公司都产生了一定的反感。

可见，“和而不同”主张竞争中应讲合作，有时应变敌为友，“多个朋友多条路”。当然，利益是永恒的，竞争是无情的。我们更加提倡“和而不同”智慧的一面，使竞争体现为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样一种既竞争又友好的对立统一关系。

决策观：慎思笃行

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决策，而决策是事业成败与否的关键。古人说：“虑之贵决，行之贵策”。儒家对决策是十分重视的，能否正确地做出决策，不仅是一个水平和能力的问题，也是道德责任的问题。儒家提倡慎思笃行的决策观，以此保证决策的正确。

１． 谨慎明辨

中国儒商形成阶段的代表人物白圭，早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商战胜于兵战，吾治生，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商战与兵战的共同之处，最为重要的是体现在两者都十分重视决策，即一样要重视战略、战术和权谋，要讲究辩证法，也就是要有科学的决策。儒家十分重视决策问题，《易经?泰伯》提出“如临深渊，如履薄水”的谨慎态度，孔子要求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步骤去做，还提出“四毋”的原则：“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教人不要妄自臆度、固执已见，一意孤行。《商贾一览醒迷》说：“慎可律身，谨可远辱”，“心慎则妄念不生，口慎则是非不招，思慎则无悔，行慎则无愆”。清张之洞更明确地提出：“其精于商术者，则商先谋之”（《劝学篇》），强调谋略在商战中的重要地位。总之，儒家的决策观，如同现代管理的决策原则一样，要求我们谨慎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选择有效信息，识别隐性机遇进行科学决策，这是决策的最根本的原则。

２． 执两用中

执两用中，是儒家在决策过程中对待两难问题的处事方法。孔子就是用“中道”、“中庸”的方式去处理事物。《论语》记载，子贡问孔子：“师与商也孰贤？”孔子答日：“师也过，商也不及。”就是说，孔子评价其门生子张做事过分，子夏做事不及。子贡马上又追问：“然则师愈与？”孔子回答说：“过犹不及。”（《先进》）过和不及一样，都是不对的。孔子因材而教，他对门生冉求和仲由就分别给予不同的教育方式：“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同时，儒家对“中”的理解也不是机械的，而是主张“因时而中”，即“中”应当因时而变化。

儒家“执两用中”的决策方法，对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科学决策是有帮助的。毛泽东说：“‘过‘是左的东西，‘不及’就是右的东西。依照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说，‘过’与‘不及’乃是指一定的事物在空间与时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一定的质，这就是‘中’、‘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

３． 知行合一

儒家认为，决策不应停留于头脑中、口头上或计划中，而应落实到行动上，要付诸实施。儒家认为知和行应当合一。王阳明说过：“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进，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又说：“知之真切笃行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阳明全书》）卷六《答友人问》）儒家还对知行的问题，引发了知行的先后问题、知行的难易问题的争论。不管怎样争论，儒家认为“笃行”是不可或缺的。

儒家“知行合一”和“真知笃行”的决策观告诫我们，有了好的决策，就应当果敢地付之行动。近代著名儒商范旭东1934年在《对于永利化学公司厉行新组织之重要讲话》中说：“我们要深切的理解：凡办一事，决不是动机好的，一定就有好结果，也不是心里想它好，事情就自然会好的，必得要看做法的好坏，才能定最后的成败，所以对于‘做’这个字，丝毫不容假借。”美国管理理论家德鲁克的观点也与儒家重行的主张如出一辙，他指出：“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惟一的权威就是成就。”现代著名儒商、世界船王包玉刚的“登陆战”其决策就是十分果敢的，而其勇于将决策付诸实施，更是胆色过人。

组织观：忠孝温情

提高企业的凝聚力是企业管理的重要问题。所谓企业的凝聚力，包括企业的向心力、亲和力和整体实力等，是企业组织系统结构的稳固性。儒商的组织观强调忠孝的道德，套用的是儒家“家国一体化”的模式，而家国一体化的基点是家。这种组织观运用于企业管理，极容易形成儒商以忠孝温情的家族式管理为特色，成为中国古代人本主义管理传统的主要内容。

１． 孝敬忠信为吉德

“忠”和“孝”都是儒家十分重要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是处理家国人际关系的核心观念。忠和孝是互有联系的，忠者就能孝，孝者必有忠。儒商把忠孝运用于企业管理，那就是要把企业办成如同家庭一样具有亲情，以企业为家，形成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组织结构。“忠”字从中从心，是对他人从心里诚心诚意、实实在在，即《中庸》所谓“内尽于心也”。“忠恕之道“是仁者爱人”总原则的引申和发展，也是一种推已之心以爱人的精神。中国古代家国一体化，认为在家孝，对国家、君主就会忠。因此，古代常“举孝廉”，重在选拔孝子廉吏。也就是说，孝为立身之本，廉为从政之方，孝廉是儒家的重要道德信条。

儒家认为忠和孝是能够做到双全的，也就是能忠者则能孝，能孝者则有忠。在特殊的情况下，忠孝不能两全，可能暂时放弃一方，通常往往是以忠为主，孝服从忠，如为保卫国家，离开父母去戍边、抗敌等，但孝始终成为忠的内在动力。岳飞的精忠报国，就是忠孝双全的典型。

中国古代儒商在经济活动中，将忠孝运用于管理实践，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突出了“家族式”经营的特点。这种形式是不是符合现代化企业管理的要求呢？这要具体分析。在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企业里，忠孝的观念是企业管理很重要的道德原则，这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实践中得到证明。事实上，企业管理的主体是“人”，所以，应当以人为本进行管理，儒家的温情式的管理是有用武之地的。当代美国著名企业家麦克科迈克在他所写的《在哈佛学院学不到的经营之道》一书中，就十分强调人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他的书中写道：“企业管理过程的每一个方面都会归结到人的问题——管理人们，说服人们，同人们合作，一句话，使人们听你的摆布。”但是，提倡忠孝式的管理并不是传统的封建的宗法制度、群体意识的翻版。在封建宗法和小农经济条件下，宗法制度、群体意识是以人的个性被扼杀、被屈服为代价的。而现代企业的忠孝意识主要是应形成一种现代的“团体意识”、“团队意识”，形成企业的凝聚力。日本的许多企业，就是将儒家的忠孝文化传统转化为企业集团主义精神，使企业上下一致地维护和谐。现代日本企业家认为：企业即家族，人是企业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企业即家族是集体主义的具体表现。现代日本企业流行这样一种观点：人的知识不如人的智力，人的智力不如人的能力，人的能力不如人的觉悟。

2、有过则谏

管理者虚心听取意见，是管理成功的秘诀。儒家主张“夫事君者，谏过而赏善”（《国语*晋语九》），“有过则谏”（《孟子*万章下》），提倡做谏臣、诤臣。中国古代许多君王，都主张应当听取不同的意见。例如，有个叫做朱敬的小官，当着武则天的面指出“陛下内宠太过”，武则天不仅不怪，反而赐绢几十匹予以奖励。孔子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有人指正自己的过错，那实在是万幸的事情。

“有过则谏”思想运用于企业管理的实践，要求管理者既要认真吸取顾客的意见，又要听取被管理者的合理法建议，并善于分析和集中各种不同的意见，择其善者而从之，这就是管理者协调素质的体现。在美国“钢铁之父”卡内基的墓碑上刻有这样一首短诗：这里安葬着一个人，他最擅长的能力是把那些强过自己的人，组织到他服务的管理机构之中。被管理者做到“有过则谏”，管理者勇于听谏，善于用谏，这样才会有高超的管理、指挥艺术。

3、明赏罚

管理的重要原则之一是赏罚公正分明。《论语*里仁》：“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也就是爱憎、赏罚分明。

首先，明赏罚就是要求领导者要识才用才，应当“立制”与“任人”“相为用”（《欧阳修全集》《居士外集》卷九《本论》）。选好人、用好人，是赏罚的关键。其次，管理者要十分重视物质利益的赏罚。尽管管理者应当提倡忠孝，褒扬道德，但是，管理者应十分重视用利益去调动人、激励人。也就是说，作为被管理者，不必多求利，而管理者则应主动地有利益的意识，首先先考虑人们的切身利益。财次，管理者在进行赏罚时，不仅要重视金钱、物质方面的，还要注重精神方面的。皇帝为激励臣下，授予有功的文臣武将“紫禁城骑马”的权力，这主要体现精神奖励。

事实证明，如果赏罚不明，职工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发挥，管理的效益就必将大受影响；而赏罚得当，则是充分发挥人们积极性的重要条件之一。

三、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与缺陷

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最大价值，莫过于它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扬弃，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企业文化的母本。我们现在更多的，不是去考虑如何去修剪它的细枝末节，去顺应所谓的“新潮”，而是要从“源头”的角度去更多地吸收和继承它的精华。一方面肯定其主体作用，看到它在当代经济生活中的巨大精神力量和道德影响。另一方面，又看到它存在的传统缺陷，这些缺陷显然不是主要因素，但也应引起足够的警惕。

价值：《论语》加算盘

按照西方管理学的理论，管理模式大致有所谓X、Y、Z三种。X理论将人性假设为恶的，人被视为“经济人”，固而实行“标准化”模式，管理方法是命令式，简单粗暴的。Y理论将人性假设为善的，人被视为“社会人”，强调人的主体作用，实行“参与管理”。Z理论提出人是因时、因地、因各种复杂因素而采取适当反应的“复杂人”，因而在管理方法上要因人、因工作性质不断变化，运用灵活多变的激励方法，被称为“权变理论”。Y、Z理论都属于人本主义管理理论范畴。在20世纪初以前，X模式占主导地位，在20世纪中期以后，Y模式风行一时。目前，Z模式正逐渐被广泛采用。那么，儒家经济管理思想到底属于哪种模式，它的现代价值何在呢？笔者认为，总的来看，儒家文化，儒商的管理模式是一种尊重人、发挥人的自身内在积极性的人本主义管理理论和方法，用形象的话说，是“《论语》加算盘”的管理模式。其具体表现在：

1、儒家以人性论为哲学基础，主张以性善论为主的性多元论，这种人性思想符合现代管理学的人性假说。儒家的人性准绳以孟子“性善”论为主，又有荀子“性恶”论，还有董仲舒的“性三品”等性有差等说，辅之以宋儒的天命、气质之性说和习气可塑的理论，说明在人性本体的哲学问题上，儒家与西方管理学Y、Z理论的人性假说相一致。儒商以儒家的人性善和人性多元的人性思想作为管理的哲学基础，以尊重人，相信人，发挥雇员的内在积极性，以“礼制”作为管理的主要手段。同时，儒商也很重视制度管理，如本世纪初宋则久经营的国货售品所就规定的包括企业组织设施、财会管理、进货管理、人事管理等完整的规章制度，确保了企业管理的高效性。在现代，企业管理仍然应该实行礼法兼用，以礼为主的管理方式，在相信和依靠职工的劳动积极性的基础上，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劳动纪律，特别是提高职工的科学技术水平和能力。由于我国企业员工素质普遍较低，而且体现社会化大生产的科学管理也比较落后，因而科学管理是企业管理中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企业文化建设只能包含而不应取代科学管理，逐步走向管理民主化，决策科学化，财务公开化，行为合理化。

2、儒家以人本主义为管理哲学，符合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趋势。儒商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范蠡，春秋时期就提出“择人”和“不责于人”的用人原则，强调经济人才的作用。在古代的晋商那里，就创造出“经理制”，发挥管理人才的作用，有些论者评述：“要说‘用人不疑’和‘知人善任’，晋商可以说是当之无愧。”在企业经营中，儒商注重发挥人的第一因素的作用，并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把“得人心”作为发挥人的内在积极性的前提，因而千方百计地照顾本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使职工心甘情愿在为企业出力。儒商以人为本的管理哲学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那就是企业管理要以人为中心，而对人的管理要以“得人心”为基础。近些年来，西方管理学兴起了“三P”理论，三P是指企业是为人的需要而存在和生产的（for the peopke），企业是依靠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by the people)，企业最重要的 资源是人和人才(of the people)，也就是把人置于企业经营管理的中心地位。美国大企业家，全美食品同业公会主席法兰西斯说：“你能用钱买到一个人的时间，你能用钱使一个人在一定的时间内，停留在一定的地方，你也能用钱在一天或一个小时内，买 到别人一定的肌肉动作，然而，你却不能用钱买到热情、买到主动 、买到忠诚，也不能买到一个人对事业的奉献。”

3、儒商家族结构的亲情式管理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儒家文化是家国结构的宗法性文化，儒商企业在组织结构上家族特征也十分明显，儒商的管理是家族式的管理。中国古代工商企业之间，提倡“同乡扶助”，在经商要地建有“会馆”，组织“同乡会”，用以壮大势力。所谓微商、晋商、赣商、粤商、闽商等商帮的形成，就是宗族社会在商业经济领域的再现。在企业内部，老板大多数喜欢雇用亲戚、同乡，把师徒关系看成是长、晚辈的关系，提倡“孝”；把徒弟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兄弟关系，提倡“悌”；宣扬企业内部“亲如一家”。这种管理结构对于企业的目标整合，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即便不是均由亲戚、同乡组成的大企业，也同样是十分讲究家族结构和亲情式管理，如旧中国拥有16家分号、从业人员达500多人的瑞蚨祥布店，就将企业内部人员分为若干等：东家、经理、吃股人员、内伙计、后事，伙计与东家有师徒关系，如果工作卖力，有可能“时来鱼化龙”，被东家提为经理或吃股人员，得到定期分红。这就使雇员视瑞蚨祥为家，为其效力卖命，当时在瑞蚨祥就流传着这样的歌谣：“生愿在苏杭，死愿在瑞蚨祥”。在现代，企业管理当然不能搞“家天下”，人们评述“家族式管理”只适应企业起步时期，是一种减少管理成本的有效方式，但却不利于企业深入发展，特别是不适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组织。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出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族制”企业管理文化。但是，吸取儒商亲情式管理有利于增强企业凝聚力的一面，显然是有意义的。

4、儒商灵活的经营战略是现代企业管理智慧的宝库。儒商不仅以道德经商为特色，而且突出地体现了经商的智慧。儒商是敢于并善于进行商战的商人。一方面，以智慧经商必须有远见卓识，判断准确，部署得当。儒商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孔子的弟子子贡，孔子称赞他“臆则屡中”，善于“求善价而沽”，故其富可以与君王“分庭抗礼”。范蠡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经营策略，十九年中三致千金。白圭提倡“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被奉为商人的鼻祖。另一方面，以智慧经商还要有超人的胆略和魄力，如包玉刚收购香港九龙仓，王永庆买断台塑公司股权等，都冒着倾家荡产的危险，而他们则敢于面对风险的挑战，在竞争中取胜。许多商贾总结了具体的经营秘诀，如：全聚得提出经营“三字经”，即鸭要好，人要能，话要甜；胡开文墨店总结出“三不可”生意经，即祖法不可依，陈规不可循，老店不可畏。这些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都可以拿过来为我所用。

5、儒商“顾客满意”的经营方针体现了现代企业管理的最终目的。儒家经济伦理精华主张“立人”、“达人”、“推己及人”的“利他”精神，儒商把这一原则转换为“质量第一”、“顾客至上”的管理原则，与现代管理实行的“CS”战略是一致的。所谓CS战略，就是让顾客满意（Consumer Satisfaction），从产品质量、品种、规格，到销售服务的态度、环境以及售后服务等，都以顾客为出发点。质量第一、顾客至上，这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信条。儒商决不会因蝇头小利伤害顾客，正如陆贽所说：“吝小失多，廉贾不处”（《陆宣公翰苑集*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早在本世纪初，冼冠生就以“本心、本领、本钱”三个立业之本为基础，提出三个至上，即“信誉至上、顾客至上、质量至上”。海尔集团根据TQM理论和ISO9000标准，创造了“CEO管理方式”（即“日清日高海尔模式”），推行“高标准、精细化、零缺陷”的质量第一战略，使海尔集团成为世界知名企业。古今儒商奉行的“顾客满意”的经营方针，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缺陷：“亲亲”、“谦和”与“官本位”

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最具特点和优势的，是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作用，支持人的发展，协调人的关系。而正是由于这一点的过份侧重，产生了它的传统缺陷：家族经营——“亲亲”，羞于竞争——“谦和”，以及体现人的唯一价值取向—“官本位”。

1、家族经营，阻碍了企业的扩张和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建立

　　儒家十分重视封建血缘关系，主张“亲亲”（《孟子-尽心上》），“亲亲是第一件事”（《朱子语类》卷20），反对墨家的“兼相爱”（《墨子-兼爱中》）、“爱无差等”（《孟子-滕文公上》）说。反映在经济上，家族经营是儒商乃至华人企业传统的组织方式。这种家族经营的方式具有管理成本低、经营决策快等优点，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以及在企业起步阶段不失为较好的选择。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儒商的家族经营已经不合时宜了。资本的本质是追逐利润的，而不是亲善血缘的。企业的发展要向社会融资，意味着外人的股权和控制权的渗入；经营管理的高度复杂化和专业化，使家族成员力不从心，这些都宣告了家族制的崩溃。被誉为电脑大王的美籍华人王安，曾被《儒商读本》（人物传）列为现代儒商人物。他的公司由兴盛到破产，就是因为王安受儒家传统的影响，年老交班于能力不足的儿子，使得许多优秀的公司骨干纷纷离去，最终导致公司倒闭。这充分说明家族制企业的局限性。

2、谦和忍让，缺少市场竞争和进取意识

儒家的“和”，用经济伦理学来分析，具有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共存的两重性。从正面价值来看，“和”所强调的和谐和人际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保证经济健康顺利发展所必需的。但是，儒家的“和”偏重于谦和忍让，缺少竞争和进取意识，因而是不完善的。儒家人物主张“忍”，《尚书》首言“允恭克让”，孔子提倡“礼让为国”（《里仁》），荀子说：“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性情，然后能修”（《儒效》），“忍”被看成是修养之道，是美德。而对“争”则认为是祸，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八佾》），荀子说：“争则必乱，乱则穷矣”（《王制篇》）。特别是一些儒家人物把利、欲看成是“恶”，有轻视经济利益和物质欲望的倾向，更是将争“利”者看作小人。如荀子说：“为事利，争财货，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然唯利之见，是贾道之勇也”（《荣辱》），“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为小人矣”（《不苟》）。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商品、市场本身就意味着竞争，因此，在商品经济特别是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必然的，必要的，只有通过竞争，经济才能发展。然而，如果过分地谦和忍让，一味地温文尔雅，只做一个谦谦君子，不愿、不敢和不善于在市场中去竞争，那必定会被市场经济大海的波浪所淹没。

3、“以官为本”，不利于企业家的成长和企业的独立经营

儒家的入世学说，与佛、道的出世说迥然异趣。然而，儒家的入世兴趣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虽然儒家的正统思想中，把“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但谋得官职，则是儒家人物实现“外王”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载体、方法、途径和标志。孔子周游列国，希望得到一官半职以施展才华。孟子也因迂阔之论，得不到君王的赏识。中国古代的“幕僚”制尤其是科举制，更是加剧了以当官作为人生的目的和追求，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读书做官”的传统观念，追求“金榜提名”，“衣锦还乡”，造成许多儒生把本来只是实现“外王”目的的手段，当成是目的的本身，“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目标被做官所取代。因为读书可以“做官”，做官即可“发财”，“官”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而商贾贩夫则列为九流之末，在先秦时就被斥为“贱大夫”、“五蠹”古代的职业也一直以“士农工商”排座次，商处末位。“官本位”意识显然不利于现代市场经济急需的职业企业家群体和世家的形成。

除了人生目的、追求的影响外，“官本位”的另一人个重大的不利影响是难以区别政府的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使“政企分开”受阻，企业手脚难以松绑，制约了市场经济各个主体、细胞的活力。不仅中国古代的经济如此，在现代，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同样是长期困扰我国经济的重要问题，应当从中国经济文化的传统中寻找原因，以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