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文化在管理理论上的贡献（一）
科学管理是人类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没有管理就没有组织或社会的有序、和谐，就没有效益和成就，也不可能有人类创造性的劳动。管理也是生产力。一个社会与一个组织的有序和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因而，管理在人类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在中华灿烂的五千年文明史中，在诸子百家学说中，在儒学一贯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中，有着极为丰富的管理思想。它是中国古代政治、尤其是管理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儒学管理思想有着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它从尊重人出发，以人性善的假设为基础，以道德自律为核心，以阴阳互补为其方法论，以安民富民为其目标，建立起了系统的人性管理模式。儒学管理思想对中华古代文明的发展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儒学管理思想的精华，也必将在建立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中发挥它的文化主体性作用。
贡献之一：建立了以人为本的人性本善的管理模式
从儒学的观点看，“人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人是宇宙的中心，断言宇宙之中最宝贵的事物是人。因此，人在社会、国家中的有着重要的地位。孔子很早就把人从宗天神学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不屈从于神的独立地位。因此，人成了儒学的研究对象，人的生存、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教育以及人的家庭和社会组织成了儒学一贯关心的课题。儒学明确断言，管理、治理的核心是人，管理的主体是人，管理的客体也是人。人是贯穿整个管理诸环节、诸要素的中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劳心者是人，劳力者亦是人。荀子认为：“尽伦尽制”（《荀子·解蔽》）、 通晓事物普遍规律的“圣人”是管理的主体，而从事某一具体职业的普通民众是管理的客体。人是社会的主体，也是组成一个组织的主体。社会离不开人，组织也离不开人。人与天地参，是宇宙构成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儒学所建立的以人为本的管理理论，是对管理学的重要贡献。在管理学发展的历史上，从把人当作会说话的工具，把人当作被动的物来看待，到认识到人的价值和尊严，并进而重视人、尊重人，发挥人的能动性，确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新理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儒学以人为本的管理理论，重视对人性的探索。儒学管理理论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的。从弗·泰勒开始的现代管理理论，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人性假设的基础之上的。 西方管理理论中，对人性的探索， 提出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以及“复杂人”等假设。这些假设无不是为了认识人，适应或重塑人性，从而建立科学的管理模式。儒学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人性理论， 即“性善论”、“性恶论”、“善恶混论”、“性三品论”、“二重性论”等等，也不外乎是要探索出一种更适合人性、更有效益的管理模式。儒学为了经世致用，为了管理社会，不断地对人性进行探索，一直是儒家哲学的显著特点之一。
人性本善是儒学对人性的基本假设。孟子在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人性善的理论，并且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证。孟子认为人的善性来源于人先天具有的“善端”，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人具有善端，说明人具有为善的可能性。保持住善端，并且扩而充之，可能性的善就变成了现实的善。“恻隐之心”表现出来属于“仁”，“羞恶之心”表现出来属于“义”，“辞让之心”表现出来属于“礼”，“是非之心”表现出来属于“智”。（《孟子·告子上》）因此，在孟子看来，“善心”、“善德”乃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的本质规定，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本质。世上的恶人，是因为后天教育不善，学习不良，丧失了作为人的善德。基于孟子对人性的这样一种认识，他提出了“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的人性管理模式，即他的“仁政”治国学说。
孟子的性善论，对管理学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呢？
首先孟子认为，人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道德自觉，人的行为不是由于某种外力或强制力驱使的结果，而是由于人内心“良知”（《孟子·尽心上》）的召唤。“良知”是人从事一切有益社会活动的内在根据。因此，孟子反对用严刑峻法、用暴力的手段来对待被管理者，主张通过教育， 提高被管理者的道德自觉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第二、强调用“推恩”的方法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所谓“推恩”就是把“仁爱”之心推广去爱他人，甚至去爱物类，即所谓“仁民爱物”（《孟子·尽心上》）。人与人相爱是人际和谐的前提，人际和谐是实现一个组织、一个企业管理有序化并实现其目标的重要条件；第三、强调自尊和尊重他人。孟子强调管理者要自尊、并尊重被管理者，才能受到被管理者的尊重和爱护。自尊是每一个人应具有的人格，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孟子大力提倡以“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来塑造自己的人格及其尊严；
第四、强调“与民同乐”。孟子认为，管理者不要只顾及自己享乐而忘记被管理者的疾苦和基本需求，而要关心被管理者的疾苦和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做到“与民同乐”。与民同乐，人心就归顺你；不与民同乐，人心就背离你。（《孟子·梁惠王下》）这样组织的有序与平衡就会被打破；
第五、强调自强不息、刚毅进取。孟子认为，人有高尚的道德感和自信心，因此就有自我实现其最高人格的强烈愿望。 为了实现其最高的人格理想， 人们必须自强奋进， 坚韧不拨，甚至不惜“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孟子·告子下》） 杀身成仁来实现自己的人格理想；
第六、强调重视人的物质利益。孟子认为要“仁民”，在政治上要实行“仁政”，要“省刑罚，薄税敛”，要“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保障民众的基本生存需要。（《孟子·梁惠王上》）以上是从孟子关于人性本善的假设中得出来的结论，它说明孟子性善说在管理学上的价值和意义。
与孟子相反，荀子提出了人性本恶的理论。荀子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恶的，人的善德、善行是后天教育、学习和改造的结果。荀子说：“人之性恶，其为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荀子认为，性、情、欲是有区别的，“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还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荀子·礼论》）荀子的所谓“性”，指“本有”，即人的生理本能或生理欲望。“情”是“性”的内容。如“目欲綦色，耳欲綦声，鼻欲綦臭，心欲綦佚。”（《荀子·王霸》）再如：“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荀子·非相》）“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后而生之者也。”（《荀子·性恶》）荀子把由于满足上述生理欲望和需求而可能产生的争夺，由争夺而产生的邪恶与暴力，叫做“性恶”。荀子从“人之性恶，其为善者伪”的基本假设出发，提出了“性伪合而治”（《荀子·礼论》）的人性管理模式，具体说来就是“隆礼重法”，通过“礼义”的教育，改造人性中的恶，导人为善，使人按照“礼义”的规定，各自按其自己的名分、等级行事，使社会归于有序与和谐；其次，要通过法律来惩罚那些通过教育而不为善，仍然违犯礼义之规定而走向犯罪的人。因此，“隆礼重法”是建立在“性恶善伪”这个人性假设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管理模式与人性假设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
在荀子他的“性恶论”中，把人的生理本能当作人性来研究，完全是合理的。人的生理欲望和需求本是人性的一部分。人首先是自然的存在物，当然人的本质则是他的社会性存在。荀子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缺陷是把人的正常的生理需求与邪恶混为一谈，但是，荀子把他的管理模式建立对人性分析的基础上，则是对管理学的一个重要贡献。首先，荀子看到了人的生理需求的合理性，满足人的“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趋利避害等要求，具有重要的管理学意义。按照阿·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注三】，这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人只有满足了这些基本需求之后，才能从事劳动，创造价值。第二、荀子肯定人是“能群”的社会存在物，这个社会存在物的根本标志是人具有“礼义”之德，可以通过“礼义”的教化，“法正”的治理，“刑罚”的禁处，把人的生理欲求和行为引导到适合於“礼义”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中去，从而达到对国家的治理。（《荀子·性恶》）荀子“礼”的内容包涵有政治法律制度、社会等级制度、道德规范以及行为准则等。通过“礼义”的教育，使人性升华，使之合于善，使之能自觉地遵守仁义、忠孝、慈惠等道德行为规范，实现自律的社会管理。所以，荀子的管理理论重在“自律”，而不是“他律”。这是荀子的性恶论与法家的性恶论在管理学上的根本区别。
孟子性善论的人性管理模式与荀子性恶论的人性管理模式，在其出发点上有所不同，孟子从人性善出发，通过教育使人为善；荀子从人性恶出发，通过礼义的教化，人亦可以为善。两者都把人性的理论作为建立其管理模式的基础。这是儒学文化对管理学作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
贡献之二：注重管理的道德性，把「道之以德」作为管理的主要手段
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调动人的积极性，现代管理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相当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诸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奥德弗的ＥＲＧ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激励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论、斯金纳的行为强化理论、弗罗姆的期望理论、亚当斯的公平理论，等等。我国几十年来，使用了思想教育、精神鼓励、物质刺激等手段。如何激励人，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之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有效地、顺利地实现组织目标，始终是管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儒学所创立的独具中国特色的管理手段。儒家认定人为万物之灵，人是宇宙间最宝贵的存在物，被管理者人民大众又是社会国家之本，况且人的本性又是善的。所以，对人的管理就不能采取野蛮的、暴力的、强制的手段， 而应该是文明的， 按人性本身固有的本质来确定与之相适应的管理的手段。“道之以德”就是儒学最重要的管理手段， 用“德”来提高人的道德自律性，用“礼”来规范人的行为，然后辅之以强制或惩罚。因为“德”在儒学的管理理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儒家的“道之以德”的管理方法，强调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要认识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认识自己的本性，认识自身的价值以及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克制自己的私欲， 去“立德”、“立功”， 去“博施济众”，去利民富民安民，使之成为“君子”或圣人，实现自己的人格理想或人生价值。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但是，人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生存的需求，尤其要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追求。儒家运用“道之以德”的管理方法，来实现其管理目标，最根本的在于通过文化教育和道德的教化，使人性不断的升华，保持人格的完满，树立建功立业的价值观，作为人的社会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因此，儒家十分重视道德在管理中的作用。这是儒家管理思想的特色，也是他们对管理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立德”和“私欲”是一对矛盾，修身立德的过程，实施德治、进行管理的过程，也是克制私欲的过程。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荀子说：“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先秦儒家没有说要“灭人欲”，只说“克己”、“寡欲”、“节欲”。人的欲求是人性的一部分，宋儒“灭人性”的主张是违背人性的，与孔、孟、荀的主张是相悖离的。儒家认为，人所追求衣帛食肉、不饥不寒、求富、求贵、求荣的欲望是合理的。但是，儒家也认识到，在管理过程中，如果放纵个人的欲望，让其无限膨胀，那么必然会破坏组织内部的平衡和有序，一切管理措施都难以实施，一个组织的目标也不可能达到。所以，必须通过修身立德来克制人的私欲。一方面管理者务必要修身立德，克制私欲，要“正身”。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子路》）所谓“正”，就是要求管理者勤奋廉洁、遵纪守法、严于律己、不谋私利。这样的管理者具有极强的人格感召力，在被管理者中极有威望，因此可以做到「不令而行」的效果。孟子也说：“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人心顺服，则管理的目标就容易达到；另一方面，被管理者也应该修身立德，克制私欲，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职责，在社会的有序管理中去争取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因为，社会的分工，必然存在着社会的组织管理，有“治人”者，有“治于人”者，这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在地位、角色和利益之间的矛盾，都统一在立德立功的过程之中，统一在“礼”的规定之中。
管理者运用“道德”的内控功能和自律功能，把人们各种各样的思想和行为，经过调节，导向于一共同的目标。所以，儒家道德伦理有着它重要的管理功能：
作为贯穿于儒学文化的“仁爱”思想，它在管理中的功能，一是实现企业宗旨的最有效的价值选择。产品上乘、良好的售后服务，生产者对消费者付出的爱，消费者也会以爱回报生产者，这样企业必将获得很好的效益；二是企业加强团结和增强凝聚力的基础。“忠恕”是“仁”的重要内容之一。《说文》：“尽心曰忠”，《广韵》：“忠，无私也。”杨《荀子·礼论注》：“忠，诚也。”“忠”就是尽心、无私、诚实的意思。“忠”的管理意义是，不论管理者，还是员工，都要忠于事业、忠于职守、忠于企业理想、忠于职业道德，竭诚为消费者服务，尽力作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说文》：“恕，仁也。”贾谊《新书·道术》：“以己量人之谓恕。”孔子的忠恕之道集中表现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等名言之中。可见，“忠”和“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恕”是以仁爱之心去推度别人之心，从而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和谅解别人不周或不妥之处。将心比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推己及人，这样就容易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化解人与之间的矛盾，人际关系就可以变得更加和谐，企业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就会由此而不断增强。
从现代管理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管理科学阶段、管理哲学阶段和管理伦理学阶段来看，儒家道之以德，强调管理的道德性，很有它的价值。韩国高丽大学校长洪一植说：“道德性是优秀企业文化的绝对标准。立足于道德性树立企业文化，是成为世界第一流企业的首要条件。”【注七】正由于认识到管理发展的这个新趋势，澳大利亚学者雷吉·利特尔和沃伦·里德在他们所著的《儒家的复兴》一书中指出：儒学“将带领世界进入21世纪，即将成为21世纪的管理主流。”
贡献之三：建立起了一套培养、任用、考核管理人才的系统理论
儒学文化在管理人才的培养、识别、选拨、任用和考核等方面，建立起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理论。
孔子创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文化的局面，同时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使平民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孔子把教育看成是文化的传承和培养国家管理人才的重要手段。为了适应管理的需要，儒学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开初用“六艺”、后来发展到应用“六经”以至“十三经”教育学生。儒家提倡“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教育学生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公冶长》）提倡德才并进；要修身立德，要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学习要以“经世致用”为目的，重在实行，要有创新的精神，做到“日日新，又日日新。”儒家把管理的有序化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庶、富、教”（《论语·子路》）理论，强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反对“不教而杀”（《论语·泰伯》）的野蛮管理行为。“尊师重教”、兴学办校、教学相长是儒学的优秀传统。这个优秀传统培养了大量的管理人才，成了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是十分复杂的社会存在物。要用好人，就要知人。认识人、识别人，是一种高超的智慧，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儒家任人之道的根本指导原则是“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因此如何“知人”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德才二者中，首先是德行，其次是才能。从德行上看，有君子和小人之分。君子是德行 高尚的人，小人是德行卑劣的人。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 子怀德， 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君子怀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等。（《论语·里仁》）孔子认为，险邪之人有五大特征：
一是“心逆而险”，心怀叛逆，居心险恶，屡屡以非为是；
二是“行僻而坚”，行为乖僻邪恶而又坚持不改；
三是“言伪而辩”，说话虚妄而又用美好的言词加以辩解；
四是“记丑而博”，察记丑事而大肆宣传，蛊惑人心；
五是“顺非而泽”，顺从别人的错误并加以美化，以笼络人心。
儒家认为，在举贤时，要不论贵贱，要不分亲疏，唯贤是求，有仇必举。在用人时，要因能授职，量才授官，扬长避短，用其所长，不要求全责备。任何人才都各有其长，各有其短。要按照其才华和才干，授其相应的职务。刘邵把人才分为十二类，即“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藏否、有伎俩、有智慧、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刘邵在分析了各类人才的特点和代表人物之后，着重指出：上述人才力必“各得其任。”（刘邵：《人物志》）董仲舒也强调：“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董仲舒：《贤良策对之二》）在儒学文化中，十分重视对人才的分类录用，认为只有用其所长，量才授官，才能做到人尽其才，达到管理的理想效果。不因其所长而用之，是对人才资源的最大浪费。
儒家认为，知人难，用人更难。在用人过程中，难在什么地方呢？汉代荀悦认为：“一曰不知；二曰不进；三曰不任；四曰不终；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过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奸讦伤忠正；九曰以邪说乱正度；十曰以谗嫉废贤能。是谓十难，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非其国也。”（荀悦：《申鉴·政体第一》）得知用人之难，就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排除用人之障碍和困难，发挥人的才干和创造力，从而获得管理的良好效益和更多物质财富。儒家还提出以实绩作为考核人才升迁的标准，“有功者升，有过者黜，无功无过，职其旧。”（李觏：《李觏集》）这是一个有效的人事管理标准。
儒学文化在管理的人才学方面内容十分丰富，作出了极为宝贵的贡献。从今天国际管理发展的新趋势，把人力资源的开发作为国家的重要国策和企业的首要战略来看，儒学文化的丰富的人才学理论对于当今管理的人才开发，必将是一份宝贵的管理学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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