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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商实践篇
传统文化思想与现代管理实践
儒家思想与现代商道

儒学文化在管理理论上的贡献(二)

贡献之四:提出了把「和为贵」作为社会生态平衡的指导原则

无论是管理主体,还是管理客体,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社会之间都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合体,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多元的、复杂的, 存在着诸多矛盾,存在着认识上、利益上的诸多不一致,因而必然会产生不协调、纠纷甚至冲突。 由此,儒学文化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协作与和谐。"和为贵"(《论语·学而》)是儒家建立一个和合性社会生态的根本指导原则。儒家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和合体,天道和合,人道和合,人与自然的和合,人的生理与心理的和合。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和合共存是宇宙、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社会生态平衡的核心问题是人际和谐。仁爱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际和谐的伦理的基础。人皆有自尊心,自爱、自尊、自重,同时也爱他人,尊重他人,他人也就会尊重你。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只要互敬互爱,人际关系就能达到和谐。物质生活的基本满足,利益分配上的均平、公正,是人际和谐的经济基础。如果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富者花天酒地,贫者得不到暖饱,就必然会产生组织或社会内部的对抗,人际之间的和谐就会受到破坏。所以,人际和谐是实现管理目标的基本条件之一。

上下和谐,上级与下属之间的和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和谐是人际和谐的一个组成部分。上下级之间要建立起一种互爱互敬的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臣属的尽忠是对使之以礼的回报。"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下》"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上下是否和谐的关键在于上属,在于管理者。其次,上属执行政策时,要刚柔适中,合于"度"。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和",不刚不柔也,刚柔适也。猛和宽都是两个极端,取其宽猛相济这个"中介",即和合性,才是最佳的管理方法。上下和谐就能达到组织的和谐,这样一切管理措施就能顺利实行,达到预期的目的。"君臣亲,上下和,万民辑(和谐、和睦),故主有令则行之,上有禁则民不犯;君臣不亲,上下不和,万民不辑,故令则不行,禁则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管子·形势篇》)创造上下和合的社会生态平衡氛围,化解矛盾,消除对抗,从而有效地实现管理目标,这又是儒家对管理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组织与组织之间、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最重要的是要以诚为本,按互惠互利、义利合一的原则办事。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松下幸之助把儒家的"和为贵"思想学习、运用得最好。松下幸之助认为,赚钱是企业的使命,但是,赚钱的真谛,是为了促进社会的繁荣。他说:不能只考虑到自己赚钱,还"必须考虑对方的适当利润是否能确保",还要"经常考虑供应商的合理利润"等,这就是松下幸之助的"共存共荣真理"。【注十】日本涩泽荣一也强调"义利合一"是工商活动的基本原则。【注十一】共荣共存、义利合一的原则就是和合的原则,也是保持社会生态平衡的重要原则。

儒学文化强调用"礼"来协调人的行为,平衡社会的各种关系,使之达到和谐的目的。用"礼"来规范社会各阶层人们的行为,约束人们的行为,使之不产生偏颇或越轨的行为,每个人都应该按自己的身份、地位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行事。而"礼"的重要作用,就是它能达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礼之用,和为贵",所强调的是和高于一切。为什么要讲「和」呢?荀子认为:"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荀子·王制》)和谐则团结,团结就是力量。所以,孟子也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和谐团结就能出效益,就有强大的竞争力。"和为贵",贵就贵在有凝聚力,贵在有向心力,从而也就有竞争力。

儒家认为,为了实现社会生态的平衡,还应该具有「中道」的思想方法。任何极端都是错误的,看问题不能"过",也不能"不及";不能只看到的对立中的一极,而应该看到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更应该看到对立状态的中介状态。儒学认为,对立的两端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它们是互相包容和贯通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之间是和合的,是互为中介的。如果看问题只看到对立中的一极,就会产生偏颇或偏激的认识,以此为指导办事,就可能过产生过激的行为,破坏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之间的和谐、平衡,这是儒学一贯所反对的。儒学主张用阴阳和合,阴阳互补的中道方法看问题,处理问题,避免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偏颇性,这样就能和合共存,和合发展。所以,儒学强调"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和而万物得"(《礼记·郊特牲》),"内外和顺,国家治理,此之谓盛德。"(《礼记·昏义》)总而言之,看问题,处理问题要讲中道性,讲和合性,讲中介性,讲互补性,即辩证性,这才是达到人际和谐、社会和谐的唯一正确的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

儒家所倡导的运用"和为贵"、和合共存来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关系的方法,从而达到人际以及社会的生态平衡,实现其管理目标的思想也是对管理学的重要贡献。

贡献之五:确立了以民为本的富民、安民的管理目标

儒家始终把"惠民"、"富民"、"安人"作为其管理的目标,把善政、仁政、王道、大同社会作为其政治的理想,把企图营建一个祥和、协调、均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作为其努力的方向。在儒家的治理目标和政治理想中,始终贯穿着人本主义的精神,把民众的生存、欢乐与疾苦放在重要的地位。

孔子创立了儒学之后,用"人"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取代了"神"的地位,修正了国家管理的目标,进一步发展了西周以来的「敬德保民」的思想,不只要保民,还要惠民、富民、安民。孔子主张"德政",反对"刑政"。刑政是残民、虐民之政。只有德治才是安民之政。孔子认为,只有在政治上实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政,才是安民之政。"德政"要求执政者或管理者要"爱民",要"正",要廉政,要以身作则,要克制自己的私欲,自觉遵守各种社会的、道德的规范,作民众的楷模,在执政者的带领和培育下,形成一种祥和有序的社会氛围,使民众有一个好的社会生存环境;其次,要"富民",使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得到满足,其中要坚决取消"苛政",减轻赋税,反对为富不仁者的贪婪,反对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要使社会财富的分配得以均平,要使民"富之"。第三、在孔子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不只重视文化教育、道德教育,还重视审美教育。孔子要求学生学习诗,从诗中除了学习到文化,接受道德教育之外,还可以受到美感的教育。孔子感叹地说: "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孔子喜欢音乐,据《论语》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儒家已经认识到,人需要精神的寄托,需要有一个精神的家园。孔子认为,如果执政者或管理者,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创造了以上的条件,安民安人的目标就能实现。

孟子企图通过实施"仁政"来实现他的保民、仁民、养民的管理目标。孟子管理思想的最大特色就是更加贵民,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因而也就把管理的目标放在贵民上。孟子认为,要实现其管理目标,重要的是要"制民之产",要使民有"恒产",人民有了恒产,可以在"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 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样民众生存才能有保障。第二、在政治管理上,孟子强调要推行"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仁政,就是要爱民、保民,反对虐民、残民,反对"杀人盈野"的战争;主张减轻田赋和免收关市之税;主张荒年务必要赈救灾民,使之免于死亡。第三、要多设立学校,兴办教育,用孝悌之义教育民众,使民众保持善心,把恩德推及他人,使人生活在充满爱仁的世界中,从而形成和谐的社会气氛。第四、要与民同乐,执政者所追求的,也要给予民众,不能"独乐",要与民偕乐。孟子要求执政者推行爱民、养民之政策,这样才能达到爱民、养民的管理目标。
在荀子的"性伪合而治"的管理模式中,其管理目标是"求治去乱",进而实现王道之治。"求治去乱"是为了民,实行王道之治也是为了民。为要达到求治去乱的目的,必须要"平政爱民"、"隆礼致士"、"尚贤使能"。

荀子认为这三者是管理者的三个"大节","三节者当,则其余莫不当矣;三节者不当,则其余虽曲当,犹将无益矣。"三者中"平政爱民"是根本,何以才算是"平政爱民"呢?首先是要"庶人安政, 然后君子安位。"(《荀子·王制》)"庶人"何以才能"安政"呢?荀子认为,要富民养民,"立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裕民,则民富",要认真推行"节用裕民"的政策(《荀子·富国》),取于民要合理,同时要反对贫富不均社会现实;刑罚要合于法度,反对滥用刑罚。施用刑罚,是要惩办犯罪和邪恶者, 但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民安。在荀子的管理思想中,十分重视"师"的作用,认为师在制礼作法、化性起伪、管理人才的培养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师的作用,求治去乱的管理就难以实现,所以荀子十分重"师"。荀子认为,求治去乱的目标达到之后,就有条件实现王道之治了。荀子说:"其法制,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上一而王"。"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者具而天下归之","天下归之谓之王。"(《荀子·王霸》)若能做到"上一",天下百姓归顺,王道政治的理想管理目标也就可以实现了。

儒家富民安民的管理目标是民本思想的重要表现,也是儒家管理思想的重要特色,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今天的管理学中,不能不说是很有价值的。

结束语

在儒学文化中所蕴藏的管理思想对于今天的管理是否有价值?如何从传统的管理思想中吸取其精华?如何把西方的管理理论与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如何实现管理的民族化?这是一些有争议的、尚待进一步研究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左」的思想影响,长期以来,把儒家思想与封建主义完全等同起来,因此,有的人认为,儒家思想永远是被彻底打倒之列,岂能容许把她用于管理!近些年来,一些管理学研究者和传统文化的研究者,认识到建立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重要性,转而研究以儒学、佛学、道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管理,进行开荒似的工作,但是和之者寡;个别有见识的企业家把儒学应用于管理和经营,被称之为"儒商",但也只是风毛麟角,仍是和之者寡。在中国大陆自觉地把华夏文化运用于管理的代表,是成都恩威集团公司总裁薛永新先生,他不但创造了极为丰厚的企业利润,而且著有《大道·无为》一书,对他的管理思想进行总结。所有这一切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深信定会有众多来者继之,这样华夏管理文化之花定会开更加鲜艳,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学就将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发展,当然这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也是摆在华人学者和华人企业家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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