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诸子相信：他们用“本天道以之人道”的方法启示出来的“仁道”，是和“天道”相互通契的。为了鼓励弟子们修习“仁道”，儒家发展出一套精致的“修身”办法，要求弟子们“修身以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第一章》“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中庸·第二十章》

儒家认为：从天子以至于庶人，每一个人都应当讲究修身。修身的目标在于以“仁道”处理人间最重要的“五伦”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庸·第二十章》；修身的方法则是以“好学”的方法学习“仁道”，用“力行”的方法实践“仁道”，如果个人的行为违背“仁道”，他便应当感到羞耻《中庸·第二十章》。这样的修身方法本身还称不上是道德，不过它却是追求“知、仁、勇”三达德的重要途径《论语·宪问》。

（一）好学近乎知

孔子是个非常重视学问的人。《论语》一书记载孔子所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学而时习之，不易乐乎?”。他在晚年时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说自己从十五岁开始“志于学”《为政》，以后便“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专心致力于教育工作。他的学问十分渊博，但他说自己并不是“生而知之者”，他做学问的方法是“好古，敏以求之”《述而》他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述而》，遇到自己不懂的事情，便发挥“每事问”的精神，“不耻下问”，从不断学习中获得知识。他说自己治学的态度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中庸·第二十章》上记载了一套儒家的学习理论：

儒家要学生用“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方法来追求学问，如果有“学之弗能”、“问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或“行之弗笃”的现象，都不可以轻言放手，一定要拿出“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精神，再接再厉，锲而不舍，直到问题完全弄清楚为止。

孔子平日教导学生的时候，也经常提到蕴涵在这套学习理伦的某些原则。他认为最有效的学习必须出自于内心的兴趣，“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惟有如此，方能抱着“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的态度《泰伯》，“博学于文”《雍也》。在学习的时候要能够“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子张》，“温故而知新”《为政》。但是也不能死读死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则殆”《为政》，光只知道“多学而识之”，最后一定是弄得一片惘然，毫无实益。因此，孔子要求学生要能够从学习材料中抽出一些基本原则，“一以贯之”《卫灵公》，再“举一隅以三隅反”《述而》，活学活用。

（二）力行近乎仁

我们说过：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一种道德伦理体系，其本质是康德知识论中所谓的“实践理性”，而不是近代人以感官经验（sensory experience）为基础，透过理性的重建（rational reconstruction）所构成的“理论理性”。这种“实践理性”必须通过“体证的践履”或“体知”的历程，方能为人所认识到。因此，孔子施教，十分重视“笃行”。孔子传授弟子的教材，虽然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然而，对儒家而言，求学志在用世，修德重于读书。如果学到一些道原则，只在口头上谈谈，学而不能致用，那么学得再多，亦是罔然。因此，他要求学生“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言之必可行”〈子路〉，不能光说不做。

孟子施教，也非常强调道德的实践，而主张“力行”。他认为：“仁、义、礼智”是“我因有之”〈告子上〉，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尽心上〉，是“人人可得而为之”的。

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即然是“我固有之”，践行仁道，有如“为长者折枝”之易，若推说“不能”，那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梁惠王上》。反过来说，如果有心践行“仁道”，则任何人皆可以为尧舜：“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滕文公上〉

主张“性恶论”的荀子虽然不相信人有所谓的“良知良能”，而认为“礼义之道”是个人向“圣人”、或“先王”学习得来的，不过，他也非常重视“道的实践问题：“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修身篇〉“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儒效篇〉“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教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劝学篇〉

（三）知耻近乎勇

儒家既然坚持人应当践行“仁、义、礼”伦理体系，“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如果有人“言过其实”，行为背离了“仁道”，儒家便认为他们应当感到可耻，所以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

孟子也认为人应当坚持道德，不可以油嘴滑舌，“为机变之巧”：“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尽心上》

在下一节中，我们将指出：儒家赋予士一种“以道济世”的使命感，认为“士应当追求“以道济世”的目标，而不应当追求物质的享受：“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以议也。”《论语·里仁》

所以，孔子赞扬子路“衣敝蕴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以为耻〈子罕〉。值得一提的是：儒家重视的是“乐道”，而不是无条件的安贫。儒家以为：个人出仕的主要目的是以道济天下。在邦有道之时，个人理应出仕；如果无能出仕，而身居贫贱，那是可耻之事《论语·泰伯》。反过来说，徜若邦无道而个人身居富贵，领取国家俸禄（谷），却尸位素餐，一无作为，“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孟子·万章下》，或甚至是浪得虚名，“声闻过情”，更是十分的可耻《孟子·离娄下》。

（四）君子与小人

儒家鼓励人们用“好学、力行、知耻”的方法“修身”，目的在于培养能够践行“仁道”的“君子”。“君子”这个概念本来是指有贵族身份或家世的人，孔子则转而借之，用以指称有道德修养的人，《论语》记载的孔子语录中，除少数例外，绝大多数都是第二种用法。孔子平日教导学生，十分强调“君子”这个概念。譬如，子夏投入孔子门下，孔子即告诫他：“女为君子之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

以上例子显示：孔子非常重视“君子”和“小人”的不同，并试图从各种不同角度来突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其目的则是希望弟子作为“君子”，毋为“小人”。从以上所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所谓“君子”，其实就是怀有“仁心”，能够“以仁居心”，并且熟谙“仁、义、礼”伦理体系的人。他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不仅“居仁由义”，而且谦恭有礼。“君子”所关切的问题，是以“仁、义、礼”伦理体系为基础的道德原则，而不像小人那样，关心现实世界中的利害，所以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在孔子看来，奉行“仁道”、“以仁居心”的君子，不 会“反求诸己”《论语 卫灵公》。

要求自己实践“仁、义、礼”伦理体系；而且会“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因此他的内心是坦荡荡的《论语·述而》，和别人相处则能“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固而不比”《论语·为政》，“泰而不骄”《论语·子路》。这种风范和孳孳为利的小人正好成为明显的对比。

（五）儒家的“士之伦理”：济世以道

孔孟思想认为：整个社会的安宁、秩序、及和谐都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之上，因此，每一个人都有义务成为“君子”，这是儒家对于作为一个“人”的基本要求。而“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故道德方面的自我修养（self-cultivation）也变成一种漫长、艰辛、而永无止境的历程。一般庶人固然应当在其家庭及生活的社区内“行仁”，对于承载有文化使命的“士”，儒家对他们还有更高一层的道德要求。

士志于道

儒家赋予“士”一种使命感，认为“士”应当“济世以道”：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

儒家希望：弟子们能够“志于道”，要立志“弘道”，不要把“道”当做是弘扬个人名声的工具。由于儒家认为：“道”的追求具有绝对的价值，是一件必须“生死与之”之事，孔子不仅要求弟子“笃信善学，守死善道”〈泰伯〉，甚至说出“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的话。曾子和孟子更进一步地阐述儒家的这种理想：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依照儒家“德治主义”的理想，掌握实权的一国之君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其封国内推行“仁政”，使其国内百姓“广被仁泽”，然后再逐步渐进，由“一国兴仁”发展到“天下兴仁”的理想境界。在这个过程中，“士”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应当坚持“道”的理想，在“得志的时候，“以道事君”，“与民由之”，“泽加于民”，甚至“兼善天下”。他施行仁泽的范围愈广，他的道德成就也愈高。这就是儒家所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反过来说，如果他“不得志”，也应该“穷不失义”，“独善其身”，“独行其道”，以求“修身见于世”《孟子·尽心篇》。唯有如此地“守死善道”，“富贵不能淫，贫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才是所谓的“大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