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　涛

　　“现代儒商”是近几年来谈论比较热的 一个话题。但何为儒商? 现代儒商的概念应 如何界定? 现代儒商的风范及产生的过程、 发展的趋势如何?现代儒商在现代市场经济 中又具有怎样的地位和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这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现代儒商的界定

何为“儒商”? 儒商的概念应如何界定? 新加坡周颖南先生认为: “‘儒’指文化人。 那么, 文化人从商, 则称儒商。”周先生还 认为,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 许多文化人改 行做生意, 这些文人经商或办工厂, 都可以 称作是“儒商”。①马来西亚的陈春德先生认 为: “所谓儒商, 顾名思义, 是指一个人既 是文人, 又是商人。”②类似的看法还可以举 出许多。这些关于儒商概念界定的看法, 其 核心是认为儒商应是“从文”和“经商”集 于一身的两栖人, 也即是我们所俗称的“从 商的文人”或“从文的商人”。这一界定虽 然也把握住了儒商的某些特征, 如儒商都具 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修养, 经商的同时, 都 不忘关注或从事于社会文化的工作。但笔者 认为它并未把握住儒商的核心本质, 但不妨 把上述界定看作是广义的儒商定义。

还有一种关于儒商的界定, 笔者认为较 前者要深入一步。如潘亚暾先生认为: “所 谓‘儒商’, 不能望文生义地简单理解为 ‘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的商人’。儒商是时代的 产物, 所谓‘儒商’, 首先是品格高尚的胆 识才能、人文言行一致之士(不一定要拥有 高学历或文凭) , 他们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 任, 以义制利见利思义, 乐于为社会作奉献, 是文商结合德才兼备的成功人士。儒商的意 义超出了经济范畴, 他们把社会变革的经济 目标与人们寻求的人文目标合二为一, 把时 代精神与传统文化冶于一炉。”③笔者基本 上同意这一看法, 认为所谓“儒商”, 决不 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人, 而是深受儒家思想的 影响, 具有商业道德和文化素养的商人。

1994 年7 月在海口市召开的首届国际儒商 文研会上对现代“儒商”提出了三条定义: “1、有较高的文化素养; 2、有良好的品德; 3、对社会有贡献。”④这一定义, 我们不妨称 之为是狭义的“儒商”定义。笔者在这里所 要探讨的现代“儒商”, 就是指这种狭义的 “儒商”而言。

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的核心是仁义道德, 儒者也就特别强调仁、义、礼、智、信的伦 理观念。如孔子一贯提倡四教, 即文、行、 忠、信。意思是要求每个人要有学识和有好 品行, 对人忠诚有信用。如孔子强调说: “仁者爱人” (《论语·颜渊》) , 这一“仁” 的根本含义也就是一个儒者要能为别人着 想, 尽其所能, 帮助他人。又如: “居处恭, 执事敬, 与人忠。” (《论语·里仁》) 这种 强调以伦理道德为本, 讲究仁义、信誉的精 神, 也就构成了儒者的人格风范。儒商就深 受儒家这一思想的影响, 强调以德为本, 重 义守德, 仁、义、礼、智、信的伦理观念也 就成了他们经营理念的核心。笔者认为作为 一个儒商, 在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作风、手 段等方面, 都应具有儒商的风范, 而与那种 “利”字当头的奸商明显有所区别。这种儒 商的风范概括起来讲, 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具有“人本主义”的经营观念。 孔子强调“仁者爱人”, 就是要以人为本。这 种人本主义, 表现在商业经营管理上, 就是 要既遵守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科学规律, 严格使用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 又能坚持传 统儒家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 神, 爱护职工象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 创造 条件尽量满足职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需要, 在企业中产生一种感情上和精神上的凝聚 力, 进而激发出生产上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设法制造一个环境, 让全体员工, 都能感受 到“人”的尊严。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人本主义”的经 营管理观念非常重要。一个现代企业运作的 成功, 首先要依靠企业内全体成员的相互信 任、合作。如果在企业全体员工中能够建立 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 这个企业必定是一 个富有效率的现代企业。而建立良好、和谐 的人示际关系, 又必须从尊重他人开始, 凡 事都能够互相信任、合作, 以诚信相待, 不 以自己为中心, 这样才能尊重他人的意见, 集思广益。总之, “人本主义”的观念是现 代儒商所应具备的经营观念。这种以人为中 心的经营观念, 也是现代企业文化的核心, 它是无形的, 却是企业经营的原动力。一个 企业家有了这种经营观念, 不论是公司采取 的行政管理方式或所拟定的员工福利制度, 都能合情合理, 为公司内全体成员所接受。

第二, 崇尚“见利思义”的商业美德。 孔子曰: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见利思义”(《论语·宪 问》)。过去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根植于落后 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道德价值观念, 与今天 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这种看法并不 正确。关键在于要搞清孔子所说的“义”和 “利”所指的是什么。孔子所说的“利”, 指 的是一种属于个人的私利; 而所提倡的 “义”, 指的是一种整体的公利, 即一种大义。 自然“大义”要重, “私利”要轻。这种价 值观念的核心是推崇社会的整体本位, 看重 道义的原则, 主张在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 益发生矛盾冲突时, 要克制个人的私利和物 欲, 更反对那种自私自利、见小利而忘大义、 唯利是图的行为。中华民族崇尚节操、尊重 道义、顾全大局的民族精神, 就是由此发展 而来的。在今天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时代, 它并未过时, 仍具有着十分积极 的意义。 同时还应指出, 孔子主张义重于利, 但 并不一味地排斥个人的利益。他说过: “富 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 也; 贫与贱, 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却之, 不去也。” (《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 追求私利是人的一种普遍欲望, 是不应否定 的。但一个人在追求私利的同时, 还要考虑 一下他的这一行为是否有损于社会的公利 和道德, 即要“义然后取利”。(《论语·宪 问》) 儒商之所以称之为儒商, 就在于他们 受儒家这一思想的影响, 具有“见利思义”, 不取不义之财的商业道德。所以, 儒商在处 理义利的关系时, 能取之有道。对那种“见 利忘义”的“奸商”行为, 儒商是坚决摈弃 的。他们认识到, 只有“见利思义”, 以道 义对待顾客, 才能最终赢得顾客的信任而成 为增广财源的最佳保证。

第三, 建立服务社会的人生观。成德建 业, 服务社会, 乃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目标。 “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是儒者的基本信 念。儒者认为, 成德和立业是联系在一起的, 二者都十分重要, 所以孔子强调要“修己以 安百姓。”(《论语·宪问》)《大学》强调儒 者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结合 到儒商而言, 就是要建立一种以服务社会为 目标的人生观。儒商在创办企业和经营企业 的过程中, 要明确创办企业和经营企业的目 的, 不是唯利是图, 真诚地为社会人群服务。 盈利之后, 不忘回报社会。同时在员工中, 也不忘提醒、确立企业员工的社会责任感。

第四, 加强和提升文化的涵养。现代儒 商应具备相当程度的文化涵养。儒者, 古代 的读书人之谓也。现代儒商也应具有相当程 度的文化涵养, 熟悉中国几千年的优秀传统 文化, 具有温文儒雅的风度, 在他们的身上 能体现出一种深厚的人文气息。 据马来西亚的郭仁德先生研究, 马来西 亚的儒商就深受数千年来儒家文化的影响。 他们在思想意识上存在着古哲的一些看法, 如视生活如“逆水行舟”, 认为生活的过程 就是不断的奋斗, 永恒的努力; 除此之外, 他们的生活态度, 那就是“忠孝仁爱”、“义 勇”; 他们也觉得事业的成功, 必须具有勤 奋的努力, 百折不挠的精神, 要有决心和毅 力, 坚信“有志者事必成”; 此外, 生活方 式节俭、朴素、避免浪费, 为人守信用。总 之, 在马来西亚华族经商的行为方式与生活 态度中, 儒家思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总之, 儒商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既追求高效率又追求 合理性, 讲道德, 尊法规, 从而塑立起了良 好的商业道德形象。他们学贯中西, 勇于探 索和实践, 努力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注 重企业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建设, 提高企业职 工的素质, 发扬见利思义的美德, 从而使得 儒商精神更加光大。

现代儒商的形成与发展趋势

现代儒商首先兴起于东南亚的华人地 区。在南洋华侨华人的身上, 儒和商何以会 结合在一起? 这有着历史的原因。 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和半 殖民地的社会。中国日益衰弱, 帝国主义的 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国人沦落到 了任人宰割的地步。中国人在世界上被讥为 “东亚病夫”, 被西方人视为是劣等民族。在 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之下, 神州大地满目疮 痍, 哀鸿遍地,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 有许多人为求生存冒险去闯 南洋, 有的则是被当作“猪崽”贩卖到南洋 去做苦工。这些华人离乡背景, 经过几代人 的努力和牺牲, 在新的土地上筚路蓝缕, 开 拓创业。许多人在本世纪二战后由以前的 “猪崽”变为“富豪”, 成了大商人或企业家。 他们发家不忘祖国, 一方面继承了民族传统 的儒家文化, 同时又吸纳西方文化的精华, 取长补短, 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以仁统法, 纳法于仁, 讲信用, 重 道义, 在商不唯商, 求利不唯利, 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的经营理念和原则。这也就是“儒 商”的经营原则。

就现代儒商在南洋最初形成的历史过 程来看, 主要由以下几部分形成:

1. 华工。19 世纪中期鸦片战争后, 清 朝的门户被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 西方殖民 主义国家为了解决本国劳动力的不足, 开始 从中国沿海地区招募大批“契约华工”, 分 送回国从事奴役性的劳动。契约期满而仍然 幸存者, 多数被遣送回国, 一部分则留在当 地开设小杂货铺、务农或当工匠, 后来有些 人比较走运, 发了财, 成为富商。这些出身 的华商深受祖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所以发财 后十分重视子孙后代的教育, 特别希望他们 能够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 永不忘本, 并光 宗耀祖。这批人就形成了新的儒商。

2. 华侨或移民。在华侨之中, 有相当 一部分是商人。20 世纪初, 中国的改良主义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 和革命派(以 孙中山为代表) 在海外广泛展开活动的结 果, 使得华侨的民族意识大为增强, 华侨社 团剧增, 华文教育迅速发展, 造就了一支颇 为庞大的受过华文教育的华侨知识分子。这 批华人中有许多是富有的商人或企业家, 他 们也构成了现代儒商的一个来源。

3. 华裔和再移民。随着世界各地华人 的普遍土生化, 华裔(即土生华人, 包括众 多的混血华人) 在华人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 大, 逐渐构成了华人人口的大多数。随着时 间的推移, 不少华裔在文化上同祖籍国的联 系逐渐淡薄。为了保持新一代华裔与祖籍国 的联系, 台湾当局不遗余力地通过赞助华文 学校、举办华文函授班和“空中书院” (电 视台、广播电台特别节目) 等方式, 以加强 他们与祖国文化的联系。中国政府则采取吸 引他们来大陆学习汉语、举办夏令营、提供 华文教科书、在个别地方派遣华语教师以加 强华文学校的师资力量等方法来加强他们 同祖国文化的联系。老一辈的华侨、华人也 为了防止自己的子孙“数祖忘典”、淡簿与 祖国文化的联系, 因而也千方百计地维持华 文学校, 创办各种奖助学金, 鼓励华裔子女 学习华文。这批人中有的从事商业和企业经 营, 也构成了现代儒商的一个来源。

随着中国大地经济改革的开放, 儒商精 神也开始从海外回流, 影响到了内地的商人 和企业家。大陆地区的儒商群体也已开始崛 起。这说明大陆地区的商人在市场经济的大 潮中, 已在不断地认识自我。随着对祖国传 统文化的重视和弘扬, 儒家文化重道德和信 用的精神也在逐渐被大陆商人、企业家所认 同, 大陆儒商群体在逐步崛起。据统计资料 显示, 目前大陆的许多国营、合资和私人企 业家大多都十分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 认识 到了价值观念在企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的 作用。他们赢利之余, 捐资文教公益事业的 事有很多。他们从经商的实践中, 已深深地 认识到, 要振兴经济, 离不开文化, 离不开 知识。随着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 大陆儒商 也会不断地壮大。这样, 儒商作为一种社会 现象和文化现象, 从先盛行于海外南洋、东 亚日本和“四小龙”, 到向中国大陆发展, 再 由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辐射。相信还会走 向西方, 走向世界。因为儒商的经营理念, 代表了人类商业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 为什么这样讲?这可以从现代企业经营 的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来加以认识。现代企 业经营管理理论的发展, 大体上可以划分为 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 世纪末到20 世纪 初形成的“古典管理理论”, 其特点是重视 工作定额, 把工人使用的工具和作业环境等 标准化, 强调计件工资的作用;

第二阶段, 是从本世纪20 年代开始的“行为科学”理 论, 它注重对工人生产中行为的研究, 以便 调节企业文化中的人际关系;

第三阶段, 是 二战后出现的西方管理理论的一些学派, 如 决策理论学派等;

第四阶段, 是从本世纪80 年代后兴起的, 即企业文化理论, 它是现代 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是市场经济中 激烈竞争的产物, 它体现了现代经济与文化 融合发展的趋势与客观要求。在现代市场经 济中, 企业的“文化力”, 就是企业前进的 导向力、发展的推动力、内部的凝聚力、精 神的鼓舞力。这种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 有 各种各样的说法, 但以下几点则是共同的, 即: 企业的价值观念、企业精神、经营之道、 经营境界和广大职工认同的道德规范和行 为准则。儒商的价值观念, 是最合乎这一发 展趋势的。

儒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现代儒商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所发 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和明显, 因而也更加受 到世人的注目。

首先, 儒商的经营理念有补于西方价值 观念影响下的西方企业家经营理念的不足。 西方企业家的精神特质可以作如下的概括:

第一, 以个人主义为其精神的内核。个 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核心。早在古希腊时 期, 西方文化就强调个人的平等、自由, 社 会对人的个性的承认和尊重精神。这种以个 人为核心的西方文化,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 期, 渗透到经济和企业经营领域, 对西方企 业家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造成了西方企 业家在经营中有着十分鲜明的个性、强烈的 自信心和权力控制欲望。他们“冷酷无情”、 “野心勃勃”, 个人大权在握, 就能作出影响 深远、涉及面广泛的决策。像机器一样的组 织则会不折不扣地、绝对地实施这些决策。 个人因此获得超乎想象的财富和成功。

第二, 富有开拓、创新和冒险精神。古 希望腊人的航海贸易, 孕育了西方人开拓、 冒险的精神, 美国人长达三个世纪的“西部 开发”运动, 又使这种冒险精神深入地根植 到美国人的精神品质之中。西方文化中的这 种开拓创新精神, 在西方企业家身上得到了 非常鲜明的体现, 他们不安于现状, 着眼于 未来, 对未知领域和未来世界充满着神奇和 向往, 并且有强烈的开拓和征服欲望。

第三, 强调经营中的科学和理性精神。 制度是西方企业的精髓, 也是西方企业家在 精神上首要的价值取向。不论做什么, 一定 要先建立好制度及标准化的作业流程, 一旦 有问题, 先考虑的是制度问题, 然后再考虑 人文因素。这种源于泰勒的科学管理模式, 虽然已经不很适应于今天的经济——文化 环境, 但仍有许多企业家奉为圭臬。这种精 神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善于把所 有的业务数据化, 并依据大量数据化的材料 做定量分析和决策; 2. 任何事情都要严格 控制, 视员工为生产要素的一环; 3. 崇尚 经济手段的管理作用, 淘汰不理想的员工, 认为只要加薪, 生产效率就会提高。 西方企业家的这种以技术——经济为 单面指向的精神, 是在个人主义的文化传 统、崇尚科学与理性精神的环境中孕育而成 的。毫无疑问, 它极大地推动了自18 世纪 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的提高、经济的 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然而, 西方企业家的这 种精神, 是在当时人类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 普遍匮乏、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征服能力还 未受到限制的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在这种特 定的科技——经济——人文的社会环境中, 西方企业家精神, 如鱼得水, 淋漓尽致地发 挥了它所具有的价值和作用。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革和这些特定的社 会前提的消失, 以技术与经济为单面指向的 西方企业家精神, 容易因造成人类发展目标 的偏离(即误以为人类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在 于物质的富饶和科技的发展) 而使人类生活 出现许多的问题, 例如工业心理疾病、生活 节奏的加快、人际关系的表面化、能源的枯 竭、生态平衡的破坏等等, 以致一些西方的 有识之士如马科斯·韦伯、汤因比、弗洛姆 等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精神价值已陷入 了空前的危险的泥沼, 如不重建人类的人文 精神和道德规范, 人类将无法避免因片面追 求技术和经济发展而引起的无妄灾难。同时 他们也在抨击因不断发展的“过分自由主 义”、公民道德败坏、不讲价值观、公平交 易意识不断削弱等不正之风。他们认为这种 个人主义文化最后必将自己毁灭自己。而儒 商的崛起, 东方文化和现代企业精神的有机 结合, 则有利于纠正上述在西方价值观念的 影响下所形成的诸多弊端, 同时又为现代全 新企业家精神的孕育和形成, 开辟了一个新 的发展方向和境界。

笔者认为, 儒家思想孕育下的儒商经营 理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有助于现代经营理 念的形成: 第一, 儒家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精 神, 有益于现代企业家树立正确的经营意 识, 减少对资源的滥发, 从而有助于解决西 方社会因科技发展而带来大量的社会—— 经济——生态环境的问题, 有利于环境的保 护。儒家认为, 作为一个人, 除了必须和家 人、邻居、周围的人群以及民族、国家相联 系外, 还应将其道德实践行为延伸至人类世 界之外, 与自然界建立某种联系。因为人是 自然的一部分, 故人和自然应该和谐相处。 儒家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泛爱众生”。如 孔子热爱自然, 热爱生命, 痛恨那种竭泽而 渔、覆巢毁卵的残暴行为。他说过: “刳胎 杀夭, 则麒麟不至郊; 竭泽而渔, 则蛟龙不 合阴阳; 覆巢毁卵, 则凤凰不翔。”(《史记 ·孔子世家》) 又云: “伐一木, 杀一兽, 不 以其时, 非孝也。”(同上) 把滥伐林木、任 意狩猎视为不道德的行为。孟子也强调说, “斧斤以时入山林, 材木不可胜用也。” (《孟子·梁惠王上》) 换言之, 孔孟把道德 关怀扩张到人之外的各种非人的生物身上, 力图维护生物的生存权力, 把对待生物的态 度视为道德问题, 强调的都是仁者民胞物 与、万物一体的爱心。一个现代企业家, 也 应该具备这种精神, 这样才会有广阔的胸 襟。确认企业经营的目的是为了整个社会战 胜贫穷, 创造财富, 使人类生活的更加美好, 同时又能保护好人类与万物的生存环境, 使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儒家的这一“天人合 一”的精神, 能够纠正西方文化熏陶下的西 方企业家所认为的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征 服与被征服的关系的认识误区, 而有助于减 少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等 问题, 因而富有时代的意义。

第二, 儒商所倡导的情、礼、法相融相 生的精神, 应成为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理 念, 它有补于西方将人物化管理的弊端。现 代企业的一切经营管理, 务求以“法”为基 础, 做到任何事情有章可依, 有章可循, 有 法可依, 严格执行规章制度, 在此基础上, 向上升进, 摄法于理, 以理定法, 使“法” 合情合理, 最后, 纳法于仁, 以仁统师法理。 因为无论是法是理, 都是为人所定立、为人 所执行、为人所控制的。所以, 无论如何强 调法制, 最终还需要人的分析和判断。据此, 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 企业家要以“修身” 为本, 严格要求自己, 以法为基础, 以仁为 统师, 培养情、礼、法相融生的精神, 使商 业企业的经营既有严格的制度、法规保证, 又使企业员工在这种情、礼、法相融生的氛 围中得到良好的精神价值关怀和心理满足。 随着西方企业一味推行物化经营管理 而带来的弊端(如庞大的官僚机构, 人际关 系的疏离与对抗, 繁琐的规章制度等) , 西 方学者也越来越认识到儒家所倡导的情、 礼、法相融相生精神的重要。美国管理学家 德鲁克指出:“管理越能利用社会的传统、价 值与信念, 则管理的成就越大。”麦格雷戈 则提出了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Y 理论”, 即以性善论为出发点, 从“不忍人之心”推 出“不忍人之政”, 强调发挥个人内在具有 的善性, 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 “促使 人们自我实现”。无论是在港、澳、台地区, 还是在中国大陆, 凡是成功的儒商都比较注 重情、礼、法相融相生的“人情味经营”。他 们根据儒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的原则, 把家庭中的骨肉之情 推广于企业内的所有职工, 使企业员工之间 亲如兄弟, 充满人间真情与至爱。这种强调 亲亲之情, 实行情感经营, 使企业内充满至 爱, 职工也就会无限忠于企业, 乐于献出自 己的青春与智慧, 形成真正的企业共同命运 体。这样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必会无往而不 胜。

第三, 儒商的讲信用、重道义的经营精 神, 也有助于现代企业经营理念的形成。 先看讲信用。儒家重“诚”、“守“信”, 以“诚”为“实”。要求人们在相互交往中, 待人以“诚”, 不欺诈, 不虚伪。中华民族 是重“信”的民族, 《诗经》中对“信”已 有涉及: 信誓旦旦, 不思其反。”(《卫风· 氓》) 孔子对信更作了深入和全面的阐述: “与朋友交, 言而有信” (《论语·学而》) ; “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孔子毕生 致力于“信”的传授, “信”贯穿着孔子的 整个思想体系, 他推崇的四教:“文、行、忠、 信”, 构成了儒商的基本经营理念。现代儒 商充分认识到, 诚实信用是人际交往的法 则, 也是文明经商的要求。“诚招天下客, 誉 从信中来”, 这是我国经商的古训, 也是市 场经济中契约经济的要求, 诚实信用就是要 言而有信。商业活动涉及各方面的切实利 益, 不讲信用, 就是一个严重的商誉问题。 契约、合同规定了双方当事人的权力与义 务, 要恪守而不能违背。商人的诚信, 就是 要“去伪除诈”。诚实是儒家所提倡的最基 本的道德规范, 也是大多数商人总结的成功 之道。反观今天的市场经济中, 获得成功的 “名牌”、“信誉”、“回头客”, 没有一个不是 依靠“诚信”而获得成功的。因此, 现代儒 商都普遍认识到, 恪守信义的古训, 在今日 并为过时。在商言商无可厚非, 但一味奸 诈、行骗, 在商界是绝对混不下去的。因此, 信义对个人和企业都是十分重要的。纵观现 代儒商经营成功的秘密中, 都有一条共同的 东西, 即信奉儒学讲信义的精髓。许多儒商 在谈到自己成功的经营之道时, 也都要追溯 到儒家的诚信原则。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 钊先生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一位儒商, 他 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 提出四个字, 即 “信、解、行、证”, 把“诚信”看作企业成 功的秘诀之一。《经济日报》1995 年有一则 关于深圳三九贸易公司以诚实取信外商而 兴业的事例, 也很能说明问题。法国塞利保 集团在一次项目合作中, 少收深圳三九贸易 公司七万法郎的贷款, 中方发现后, 迅速将 此事通知了法方。法方深受感动, 以实际行 动回报中方, 为三九贸易公司追加了两个优 惠条件: 今后供货一律不收定金, 并可在货 到之后半年左右付款; 向法国政府申请买方 信贷213 亿法郎, 提供给中方共建中法合资 分厂。

其次看重道义, 这也是儒商商业经营中 的一个要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的经济, 但仅靠法制是不够的。在徒法不足以自行 时, 必须靠道德良心的主体来加以制约。因 此, 在市场经济中, 伦理道德的作用也就非 常重要。从这个角度上讲, 市场经济又是道 德的经济。儒商的义利观强调以义取利, 实 际上也就是义利并举。所谓“礼以行义, 义 而生利, 利以平民, 政之大节”, 就是将礼、 义、利三者统一起来。商业应是互利的行为, 利己与利他相统一, 市场竞争应合乎道德的 规范。其利之所得, 应是阳光下的利润。日 本企业家吉田忠雄先生初创公司时只有三 名员工, 而现在已发展到活跃于五大洲、年 销售量为25 亿美元的国际知名企业。吉田 公司成功的秘诀, 就是他们提出的在利润分 配上的“三分法”。吉田忠雄说: “我一贯主 张办企业必须赚钱, 多多益善。但是利润不 可独吞。我们将利润分成三部分: 1?3 是把 质量较好的产品以低廉的价格交给消费者 大众, 1?3 交给销售我们公司产品的经销商 及代理商, 1?3 用在自己的工厂。”他相信只 有坚持把利益施于人, 才能将利益回归自 己: “不为别人的利益着想, 就不会有自己 的繁荣。”善之利就是这样不断地在消费者、 代理商和企业之间进行循环, 并在这种良性 循环中使大家得到实惠。这一经营思想, 即 是儒商“重道义”经营思想的最好体现。 第四, 儒商所强调的忠于国家、服务社 会的精神, 也应成为现代企业家经营的最终 目标。西方企业家在经营中, 把以利润为核 心作为企业经营的最终目标。尽管目前有不 少西方企业家也重视经营中的伦理道德, 注 重员工的价值关怀和消费者的利益保护等, 但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获取更大利润 而已。而儒商的基本精神, 则是从纯企业经 营的思维定势中跳出来, 把自觉地服务于社 会作为企业经营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 热心 致力于“公益化的经营”, 并且在“公益化 的经营”中为企业又赢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对于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儒商来说, 企业 赚钱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虽然儒商也 追求经营中的利润, 以利润为其企业的安身 立命之根本, 但利润不是儒商经营的唯一目 标和最终目标。如陈家庚先生就是一位现代 儒商的典型。他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社, 后 南渡星州, 随父经商, 在本世纪20 年代成 为南洋著名的华侨实业家。他生前曾宣布: “本人生意即产业逐年所得之利, 除花红以 外, 或留一部分添入资本, 其余所剩之额, 虽至数百万元, 亦以尽数寄归祖国, 以充教 育费用。”这种倾其所有以回报社会、“教育 救国”的精神, 就是现代儒商经商成功不忘 回报社会人生观的集中体现, 也典型地体现 了儒商的精神境界。同时这一精神也有助于 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和热爱, 增强了企业 的自信心和凝聚力, 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动 力, 促使了企业的蓬勃发展。 第五, 儒商所强调的礼让互尊也有助于 现代企业精神的形成。礼让互尊是人际关系 的基本要求, 也是处理好商商关系和商群关 系的根本要求。商业人员在日常业务工作中 的一买一卖, 一迎一送, 一言一语, 一举一 动, 都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 神生活以及社会的风气。礼让互尊不是一个 抽象的概念, 它是通过人的思想、语言、态 度、行为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在商业行为中 的具体表现就是主动、热情、耐心、周到。 儒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就是强调人之相 处应以礼为准则。孔子说过: “君子不失足 于人, 不失色于人, 不失口于人。”(《礼记 ·檀弓》) 这是儒家文化中对礼的基本要求。 此处所说的三个“不失”, “足”是指行为, “色”是指态度, “口”是指语言。其意思是 说, 待人接物处事, 在行为、态度和语言上 不能失礼。商业、服务业在人际交往中属于 “高接触”行业, 在言谈、举止、态度上, 都 应做到不失礼, 这就是儒商的风度。在现代 高科技竞争的形势下, 强调礼让互尊尤为重 要。有的经济学家就曾指出: “现代经济是 高科技与高感情并行发展的”, 是“无情的 商业竞争与有情的商业服务的统一”。如在 日本, 高科技十分发达, 但也特别重视情感 的投入。据说日本的女服务员每年要向顾客 鞠躬多达65 万人次, 尽管其中包含着有促 销和讨好顾客的动机, 但也体现了人际之间 的亲情与礼貌关系。 在当代中国研究儒商、提倡儒商精神, 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都有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经济系)现代儒商论

管子学刊1999 年第2 期 作者：马　涛

　　“现代儒商”是近几年来谈论比较热的 一个话题。但何为儒商? 现代儒商的概念应 如何界定? 现代儒商的风范及产生的过程、 发展的趋势如何?现代儒商在现代市场经济 中又具有怎样的地位和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这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现代儒商的界定

何为“儒商”? 儒商的概念应如何界定? 新加坡周颖南先生认为: “‘儒’指文化人。 那么, 文化人从商, 则称儒商。”周先生还 认为,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 许多文化人改 行做生意, 这些文人经商或办工厂, 都可以 称作是“儒商”。①马来西亚的陈春德先生认 为: “所谓儒商, 顾名思义, 是指一个人既 是文人, 又是商人。”②类似的看法还可以举 出许多。这些关于儒商概念界定的看法, 其 核心是认为儒商应是“从文”和“经商”集 于一身的两栖人, 也即是我们所俗称的“从 商的文人”或“从文的商人”。这一界定虽 然也把握住了儒商的某些特征, 如儒商都具 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修养, 经商的同时, 都 不忘关注或从事于社会文化的工作。但笔者 认为它并未把握住儒商的核心本质, 但不妨 把上述界定看作是广义的儒商定义。

还有一种关于儒商的界定, 笔者认为较 前者要深入一步。如潘亚暾先生认为: “所 谓‘儒商’, 不能望文生义地简单理解为 ‘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的商人’。儒商是时代的 产物, 所谓‘儒商’, 首先是品格高尚的胆 识才能、人文言行一致之士(不一定要拥有 高学历或文凭) , 他们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 任, 以义制利见利思义, 乐于为社会作奉献, 是文商结合德才兼备的成功人士。儒商的意 义超出了经济范畴, 他们把社会变革的经济 目标与人们寻求的人文目标合二为一, 把时 代精神与传统文化冶于一炉。”③笔者基本 上同意这一看法, 认为所谓“儒商”, 决不 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人, 而是深受儒家思想的 影响, 具有商业道德和文化素养的商人。

1994 年7 月在海口市召开的首届国际儒商 文研会上对现代“儒商”提出了三条定义: “1、有较高的文化素养; 2、有良好的品德; 3、对社会有贡献。”④这一定义, 我们不妨称 之为是狭义的“儒商”定义。笔者在这里所 要探讨的现代“儒商”, 就是指这种狭义的 “儒商”而言。

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的核心是仁义道德, 儒者也就特别强调仁、义、礼、智、信的伦 理观念。如孔子一贯提倡四教, 即文、行、 忠、信。意思是要求每个人要有学识和有好 品行, 对人忠诚有信用。如孔子强调说: “仁者爱人” (《论语·颜渊》) , 这一“仁” 的根本含义也就是一个儒者要能为别人着 想, 尽其所能, 帮助他人。又如: “居处恭, 执事敬, 与人忠。” (《论语·里仁》) 这种 强调以伦理道德为本, 讲究仁义、信誉的精 神, 也就构成了儒者的人格风范。儒商就深 受儒家这一思想的影响, 强调以德为本, 重 义守德, 仁、义、礼、智、信的伦理观念也 就成了他们经营理念的核心。笔者认为作为 一个儒商, 在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作风、手 段等方面, 都应具有儒商的风范, 而与那种 “利”字当头的奸商明显有所区别。这种儒 商的风范概括起来讲, 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具有“人本主义”的经营观念。 孔子强调“仁者爱人”, 就是要以人为本。这 种人本主义, 表现在商业经营管理上, 就是 要既遵守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科学规律, 严格使用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 又能坚持传 统儒家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 神, 爱护职工象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 创造 条件尽量满足职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需要, 在企业中产生一种感情上和精神上的凝聚 力, 进而激发出生产上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设法制造一个环境, 让全体员工, 都能感受 到“人”的尊严。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人本主义”的经 营管理观念非常重要。一个现代企业运作的 成功, 首先要依靠企业内全体成员的相互信 任、合作。如果在企业全体员工中能够建立 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 这个企业必定是一 个富有效率的现代企业。而建立良好、和谐 的人示际关系, 又必须从尊重他人开始, 凡 事都能够互相信任、合作, 以诚信相待, 不 以自己为中心, 这样才能尊重他人的意见, 集思广益。总之, “人本主义”的观念是现 代儒商所应具备的经营观念。这种以人为中 心的经营观念, 也是现代企业文化的核心, 它是无形的, 却是企业经营的原动力。一个 企业家有了这种经营观念, 不论是公司采取 的行政管理方式或所拟定的员工福利制度, 都能合情合理, 为公司内全体成员所接受。

第二, 崇尚“见利思义”的商业美德。 孔子曰: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见利思义”(《论语·宪 问》)。过去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根植于落后 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道德价值观念, 与今天 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这种看法并不 正确。关键在于要搞清孔子所说的“义”和 “利”所指的是什么。孔子所说的“利”, 指 的是一种属于个人的私利; 而所提倡的 “义”, 指的是一种整体的公利, 即一种大义。 自然“大义”要重, “私利”要轻。这种价 值观念的核心是推崇社会的整体本位, 看重 道义的原则, 主张在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 益发生矛盾冲突时, 要克制个人的私利和物 欲, 更反对那种自私自利、见小利而忘大义、 唯利是图的行为。中华民族崇尚节操、尊重 道义、顾全大局的民族精神, 就是由此发展 而来的。在今天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时代, 它并未过时, 仍具有着十分积极 的意义。 同时还应指出, 孔子主张义重于利, 但 并不一味地排斥个人的利益。他说过: “富 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 也; 贫与贱, 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却之, 不去也。” (《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 追求私利是人的一种普遍欲望, 是不应否定 的。但一个人在追求私利的同时, 还要考虑 一下他的这一行为是否有损于社会的公利 和道德, 即要“义然后取利”。(《论语·宪 问》) 儒商之所以称之为儒商, 就在于他们 受儒家这一思想的影响, 具有“见利思义”, 不取不义之财的商业道德。所以, 儒商在处 理义利的关系时, 能取之有道。对那种“见 利忘义”的“奸商”行为, 儒商是坚决摈弃 的。他们认识到, 只有“见利思义”, 以道 义对待顾客, 才能最终赢得顾客的信任而成 为增广财源的最佳保证。

第三, 建立服务社会的人生观。成德建 业, 服务社会, 乃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目标。 “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是儒者的基本信 念。儒者认为, 成德和立业是联系在一起的, 二者都十分重要, 所以孔子强调要“修己以 安百姓。”(《论语·宪问》)《大学》强调儒 者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结合 到儒商而言, 就是要建立一种以服务社会为 目标的人生观。儒商在创办企业和经营企业 的过程中, 要明确创办企业和经营企业的目 的, 不是唯利是图, 真诚地为社会人群服务。 盈利之后, 不忘回报社会。同时在员工中, 也不忘提醒、确立企业员工的社会责任感。

第四, 加强和提升文化的涵养。现代儒 商应具备相当程度的文化涵养。儒者, 古代 的读书人之谓也。现代儒商也应具有相当程 度的文化涵养, 熟悉中国几千年的优秀传统 文化, 具有温文儒雅的风度, 在他们的身上 能体现出一种深厚的人文气息。 据马来西亚的郭仁德先生研究, 马来西 亚的儒商就深受数千年来儒家文化的影响。 他们在思想意识上存在着古哲的一些看法, 如视生活如“逆水行舟”, 认为生活的过程 就是不断的奋斗, 永恒的努力; 除此之外, 他们的生活态度, 那就是“忠孝仁爱”、“义 勇”; 他们也觉得事业的成功, 必须具有勤 奋的努力, 百折不挠的精神, 要有决心和毅 力, 坚信“有志者事必成”; 此外, 生活方 式节俭、朴素、避免浪费, 为人守信用。总 之, 在马来西亚华族经商的行为方式与生活 态度中, 儒家思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总之, 儒商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既追求高效率又追求 合理性, 讲道德, 尊法规, 从而塑立起了良 好的商业道德形象。他们学贯中西, 勇于探 索和实践, 努力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注 重企业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建设, 提高企业职 工的素质, 发扬见利思义的美德, 从而使得 儒商精神更加光大。

现代儒商的形成与发展趋势

现代儒商首先兴起于东南亚的华人地 区。在南洋华侨华人的身上, 儒和商何以会 结合在一起? 这有着历史的原因。 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和半 殖民地的社会。中国日益衰弱, 帝国主义的 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国人沦落到 了任人宰割的地步。中国人在世界上被讥为 “东亚病夫”, 被西方人视为是劣等民族。在 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之下, 神州大地满目疮 痍, 哀鸿遍地,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 有许多人为求生存冒险去闯 南洋, 有的则是被当作“猪崽”贩卖到南洋 去做苦工。这些华人离乡背景, 经过几代人 的努力和牺牲, 在新的土地上筚路蓝缕, 开 拓创业。许多人在本世纪二战后由以前的 “猪崽”变为“富豪”, 成了大商人或企业家。 他们发家不忘祖国, 一方面继承了民族传统 的儒家文化, 同时又吸纳西方文化的精华, 取长补短, 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以仁统法, 纳法于仁, 讲信用, 重 道义, 在商不唯商, 求利不唯利, 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的经营理念和原则。这也就是“儒 商”的经营原则。

就现代儒商在南洋最初形成的历史过 程来看, 主要由以下几部分形成:

1. 华工。19 世纪中期鸦片战争后, 清 朝的门户被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 西方殖民 主义国家为了解决本国劳动力的不足, 开始 从中国沿海地区招募大批“契约华工”, 分 送回国从事奴役性的劳动。契约期满而仍然 幸存者, 多数被遣送回国, 一部分则留在当 地开设小杂货铺、务农或当工匠, 后来有些 人比较走运, 发了财, 成为富商。这些出身 的华商深受祖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所以发财 后十分重视子孙后代的教育, 特别希望他们 能够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 永不忘本, 并光 宗耀祖。这批人就形成了新的儒商。

2. 华侨或移民。在华侨之中, 有相当 一部分是商人。20 世纪初, 中国的改良主义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 和革命派(以 孙中山为代表) 在海外广泛展开活动的结 果, 使得华侨的民族意识大为增强, 华侨社 团剧增, 华文教育迅速发展, 造就了一支颇 为庞大的受过华文教育的华侨知识分子。这 批华人中有许多是富有的商人或企业家, 他 们也构成了现代儒商的一个来源。

3. 华裔和再移民。随着世界各地华人 的普遍土生化, 华裔(即土生华人, 包括众 多的混血华人) 在华人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 大, 逐渐构成了华人人口的大多数。随着时 间的推移, 不少华裔在文化上同祖籍国的联 系逐渐淡薄。为了保持新一代华裔与祖籍国 的联系, 台湾当局不遗余力地通过赞助华文 学校、举办华文函授班和“空中书院” (电 视台、广播电台特别节目) 等方式, 以加强 他们与祖国文化的联系。中国政府则采取吸 引他们来大陆学习汉语、举办夏令营、提供 华文教科书、在个别地方派遣华语教师以加 强华文学校的师资力量等方法来加强他们 同祖国文化的联系。老一辈的华侨、华人也 为了防止自己的子孙“数祖忘典”、淡簿与 祖国文化的联系, 因而也千方百计地维持华 文学校, 创办各种奖助学金, 鼓励华裔子女 学习华文。这批人中有的从事商业和企业经 营, 也构成了现代儒商的一个来源。

随着中国大地经济改革的开放, 儒商精 神也开始从海外回流, 影响到了内地的商人 和企业家。大陆地区的儒商群体也已开始崛 起。这说明大陆地区的商人在市场经济的大 潮中, 已在不断地认识自我。随着对祖国传 统文化的重视和弘扬, 儒家文化重道德和信 用的精神也在逐渐被大陆商人、企业家所认 同, 大陆儒商群体在逐步崛起。据统计资料 显示, 目前大陆的许多国营、合资和私人企 业家大多都十分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 认识 到了价值观念在企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的 作用。他们赢利之余, 捐资文教公益事业的 事有很多。他们从经商的实践中, 已深深地 认识到, 要振兴经济, 离不开文化, 离不开 知识。随着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 大陆儒商 也会不断地壮大。这样, 儒商作为一种社会 现象和文化现象, 从先盛行于海外南洋、东 亚日本和“四小龙”, 到向中国大陆发展, 再 由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辐射。相信还会走 向西方, 走向世界。因为儒商的经营理念, 代表了人类商业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 为什么这样讲?这可以从现代企业经营 的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来加以认识。现代企 业经营管理理论的发展, 大体上可以划分为 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 世纪末到20 世纪 初形成的“古典管理理论”, 其特点是重视 工作定额, 把工人使用的工具和作业环境等 标准化, 强调计件工资的作用;

第二阶段, 是从本世纪20 年代开始的“行为科学”理 论, 它注重对工人生产中行为的研究, 以便 调节企业文化中的人际关系;

第三阶段, 是 二战后出现的西方管理理论的一些学派, 如 决策理论学派等;

第四阶段, 是从本世纪80 年代后兴起的, 即企业文化理论, 它是现代 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是市场经济中 激烈竞争的产物, 它体现了现代经济与文化 融合发展的趋势与客观要求。在现代市场经 济中, 企业的“文化力”, 就是企业前进的 导向力、发展的推动力、内部的凝聚力、精 神的鼓舞力。这种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 有 各种各样的说法, 但以下几点则是共同的, 即: 企业的价值观念、企业精神、经营之道、 经营境界和广大职工认同的道德规范和行 为准则。儒商的价值观念, 是最合乎这一发 展趋势的。

儒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现代儒商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所发 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和明显, 因而也更加受 到世人的注目。

首先, 儒商的经营理念有补于西方价值 观念影响下的西方企业家经营理念的不足。 西方企业家的精神特质可以作如下的概括:

第一, 以个人主义为其精神的内核。个 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核心。早在古希腊时 期, 西方文化就强调个人的平等、自由, 社 会对人的个性的承认和尊重精神。这种以个 人为核心的西方文化,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 期, 渗透到经济和企业经营领域, 对西方企 业家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造成了西方企 业家在经营中有着十分鲜明的个性、强烈的 自信心和权力控制欲望。他们“冷酷无情”、 “野心勃勃”, 个人大权在握, 就能作出影响 深远、涉及面广泛的决策。像机器一样的组 织则会不折不扣地、绝对地实施这些决策。 个人因此获得超乎想象的财富和成功。

第二, 富有开拓、创新和冒险精神。古 希望腊人的航海贸易, 孕育了西方人开拓、 冒险的精神, 美国人长达三个世纪的“西部 开发”运动, 又使这种冒险精神深入地根植 到美国人的精神品质之中。西方文化中的这 种开拓创新精神, 在西方企业家身上得到了 非常鲜明的体现, 他们不安于现状, 着眼于 未来, 对未知领域和未来世界充满着神奇和 向往, 并且有强烈的开拓和征服欲望。

第三, 强调经营中的科学和理性精神。 制度是西方企业的精髓, 也是西方企业家在 精神上首要的价值取向。不论做什么, 一定 要先建立好制度及标准化的作业流程, 一旦 有问题, 先考虑的是制度问题, 然后再考虑 人文因素。这种源于泰勒的科学管理模式, 虽然已经不很适应于今天的经济——文化 环境, 但仍有许多企业家奉为圭臬。这种精 神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善于把所 有的业务数据化, 并依据大量数据化的材料 做定量分析和决策; 2. 任何事情都要严格 控制, 视员工为生产要素的一环; 3. 崇尚 经济手段的管理作用, 淘汰不理想的员工, 认为只要加薪, 生产效率就会提高。 西方企业家的这种以技术——经济为 单面指向的精神, 是在个人主义的文化传 统、崇尚科学与理性精神的环境中孕育而成 的。毫无疑问, 它极大地推动了自18 世纪 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的提高、经济的 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然而, 西方企业家的这 种精神, 是在当时人类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 普遍匮乏、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征服能力还 未受到限制的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在这种特 定的科技——经济——人文的社会环境中, 西方企业家精神, 如鱼得水, 淋漓尽致地发 挥了它所具有的价值和作用。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革和这些特定的社 会前提的消失, 以技术与经济为单面指向的 西方企业家精神, 容易因造成人类发展目标 的偏离(即误以为人类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在 于物质的富饶和科技的发展) 而使人类生活 出现许多的问题, 例如工业心理疾病、生活 节奏的加快、人际关系的表面化、能源的枯 竭、生态平衡的破坏等等, 以致一些西方的 有识之士如马科斯·韦伯、汤因比、弗洛姆 等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精神价值已陷入 了空前的危险的泥沼, 如不重建人类的人文 精神和道德规范, 人类将无法避免因片面追 求技术和经济发展而引起的无妄灾难。同时 他们也在抨击因不断发展的“过分自由主 义”、公民道德败坏、不讲价值观、公平交 易意识不断削弱等不正之风。他们认为这种 个人主义文化最后必将自己毁灭自己。而儒 商的崛起, 东方文化和现代企业精神的有机 结合, 则有利于纠正上述在西方价值观念的 影响下所形成的诸多弊端, 同时又为现代全 新企业家精神的孕育和形成, 开辟了一个新 的发展方向和境界。

笔者认为, 儒家思想孕育下的儒商经营 理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有助于现代经营理 念的形成: 第一, 儒家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精 神, 有益于现代企业家树立正确的经营意 识, 减少对资源的滥发, 从而有助于解决西 方社会因科技发展而带来大量的社会—— 经济——生态环境的问题, 有利于环境的保 护。儒家认为, 作为一个人, 除了必须和家 人、邻居、周围的人群以及民族、国家相联 系外, 还应将其道德实践行为延伸至人类世 界之外, 与自然界建立某种联系。因为人是 自然的一部分, 故人和自然应该和谐相处。 儒家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泛爱众生”。如 孔子热爱自然, 热爱生命, 痛恨那种竭泽而 渔、覆巢毁卵的残暴行为。他说过: “刳胎 杀夭, 则麒麟不至郊; 竭泽而渔, 则蛟龙不 合阴阳; 覆巢毁卵, 则凤凰不翔。”(《史记 ·孔子世家》) 又云: “伐一木, 杀一兽, 不 以其时, 非孝也。”(同上) 把滥伐林木、任 意狩猎视为不道德的行为。孟子也强调说, “斧斤以时入山林, 材木不可胜用也。” (《孟子·梁惠王上》) 换言之, 孔孟把道德 关怀扩张到人之外的各种非人的生物身上, 力图维护生物的生存权力, 把对待生物的态 度视为道德问题, 强调的都是仁者民胞物 与、万物一体的爱心。一个现代企业家, 也 应该具备这种精神, 这样才会有广阔的胸 襟。确认企业经营的目的是为了整个社会战 胜贫穷, 创造财富, 使人类生活的更加美好, 同时又能保护好人类与万物的生存环境, 使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儒家的这一“天人合 一”的精神, 能够纠正西方文化熏陶下的西 方企业家所认为的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征 服与被征服的关系的认识误区, 而有助于减 少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等 问题, 因而富有时代的意义。

第二, 儒商所倡导的情、礼、法相融相 生的精神, 应成为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理 念, 它有补于西方将人物化管理的弊端。现 代企业的一切经营管理, 务求以“法”为基 础, 做到任何事情有章可依, 有章可循, 有 法可依, 严格执行规章制度, 在此基础上, 向上升进, 摄法于理, 以理定法, 使“法” 合情合理, 最后, 纳法于仁, 以仁统师法理。 因为无论是法是理, 都是为人所定立、为人 所执行、为人所控制的。所以, 无论如何强 调法制, 最终还需要人的分析和判断。据此, 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 企业家要以“修身” 为本, 严格要求自己, 以法为基础, 以仁为 统师, 培养情、礼、法相融生的精神, 使商 业企业的经营既有严格的制度、法规保证, 又使企业员工在这种情、礼、法相融生的氛 围中得到良好的精神价值关怀和心理满足。 随着西方企业一味推行物化经营管理 而带来的弊端(如庞大的官僚机构, 人际关 系的疏离与对抗, 繁琐的规章制度等) , 西 方学者也越来越认识到儒家所倡导的情、 礼、法相融相生精神的重要。美国管理学家 德鲁克指出:“管理越能利用社会的传统、价 值与信念, 则管理的成就越大。”麦格雷戈 则提出了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Y 理论”, 即以性善论为出发点, 从“不忍人之心”推 出“不忍人之政”, 强调发挥个人内在具有 的善性, 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 “促使 人们自我实现”。无论是在港、澳、台地区, 还是在中国大陆, 凡是成功的儒商都比较注 重情、礼、法相融相生的“人情味经营”。他 们根据儒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的原则, 把家庭中的骨肉之情 推广于企业内的所有职工, 使企业员工之间 亲如兄弟, 充满人间真情与至爱。这种强调 亲亲之情, 实行情感经营, 使企业内充满至 爱, 职工也就会无限忠于企业, 乐于献出自 己的青春与智慧, 形成真正的企业共同命运 体。这样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必会无往而不 胜。

第三, 儒商的讲信用、重道义的经营精 神, 也有助于现代企业经营理念的形成。 先看讲信用。儒家重“诚”、“守“信”, 以“诚”为“实”。要求人们在相互交往中, 待人以“诚”, 不欺诈, 不虚伪。中华民族 是重“信”的民族, 《诗经》中对“信”已 有涉及: 信誓旦旦, 不思其反。”(《卫风· 氓》) 孔子对信更作了深入和全面的阐述: “与朋友交, 言而有信” (《论语·学而》) ; “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孔子毕生 致力于“信”的传授, “信”贯穿着孔子的 整个思想体系, 他推崇的四教:“文、行、忠、 信”, 构成了儒商的基本经营理念。现代儒 商充分认识到, 诚实信用是人际交往的法 则, 也是文明经商的要求。“诚招天下客, 誉 从信中来”, 这是我国经商的古训, 也是市 场经济中契约经济的要求, 诚实信用就是要 言而有信。商业活动涉及各方面的切实利 益, 不讲信用, 就是一个严重的商誉问题。 契约、合同规定了双方当事人的权力与义 务, 要恪守而不能违背。商人的诚信, 就是 要“去伪除诈”。诚实是儒家所提倡的最基 本的道德规范, 也是大多数商人总结的成功 之道。反观今天的市场经济中, 获得成功的 “名牌”、“信誉”、“回头客”, 没有一个不是 依靠“诚信”而获得成功的。因此, 现代儒 商都普遍认识到, 恪守信义的古训, 在今日 并为过时。在商言商无可厚非, 但一味奸 诈、行骗, 在商界是绝对混不下去的。因此, 信义对个人和企业都是十分重要的。纵观现 代儒商经营成功的秘密中, 都有一条共同的 东西, 即信奉儒学讲信义的精髓。许多儒商 在谈到自己成功的经营之道时, 也都要追溯 到儒家的诚信原则。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 钊先生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一位儒商, 他 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 提出四个字, 即 “信、解、行、证”, 把“诚信”看作企业成 功的秘诀之一。《经济日报》1995 年有一则 关于深圳三九贸易公司以诚实取信外商而 兴业的事例, 也很能说明问题。法国塞利保 集团在一次项目合作中, 少收深圳三九贸易 公司七万法郎的贷款, 中方发现后, 迅速将 此事通知了法方。法方深受感动, 以实际行 动回报中方, 为三九贸易公司追加了两个优 惠条件: 今后供货一律不收定金, 并可在货 到之后半年左右付款; 向法国政府申请买方 信贷213 亿法郎, 提供给中方共建中法合资 分厂。

其次看重道义, 这也是儒商商业经营中 的一个要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的经济, 但仅靠法制是不够的。在徒法不足以自行 时, 必须靠道德良心的主体来加以制约。因 此, 在市场经济中, 伦理道德的作用也就非 常重要。从这个角度上讲, 市场经济又是道 德的经济。儒商的义利观强调以义取利, 实 际上也就是义利并举。所谓“礼以行义, 义 而生利, 利以平民, 政之大节”, 就是将礼、 义、利三者统一起来。商业应是互利的行为, 利己与利他相统一, 市场竞争应合乎道德的 规范。其利之所得, 应是阳光下的利润。日 本企业家吉田忠雄先生初创公司时只有三 名员工, 而现在已发展到活跃于五大洲、年 销售量为25 亿美元的国际知名企业。吉田 公司成功的秘诀, 就是他们提出的在利润分 配上的“三分法”。吉田忠雄说: “我一贯主 张办企业必须赚钱, 多多益善。但是利润不 可独吞。我们将利润分成三部分: 1?3 是把 质量较好的产品以低廉的价格交给消费者 大众, 1?3 交给销售我们公司产品的经销商 及代理商, 1?3 用在自己的工厂。”他相信只 有坚持把利益施于人, 才能将利益回归自 己: “不为别人的利益着想, 就不会有自己 的繁荣。”善之利就是这样不断地在消费者、 代理商和企业之间进行循环, 并在这种良性 循环中使大家得到实惠。这一经营思想, 即 是儒商“重道义”经营思想的最好体现。 第四, 儒商所强调的忠于国家、服务社 会的精神, 也应成为现代企业家经营的最终 目标。西方企业家在经营中, 把以利润为核 心作为企业经营的最终目标。尽管目前有不 少西方企业家也重视经营中的伦理道德, 注 重员工的价值关怀和消费者的利益保护等, 但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获取更大利润 而已。而儒商的基本精神, 则是从纯企业经 营的思维定势中跳出来, 把自觉地服务于社 会作为企业经营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 热心 致力于“公益化的经营”, 并且在“公益化 的经营”中为企业又赢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对于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儒商来说, 企业 赚钱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虽然儒商也 追求经营中的利润, 以利润为其企业的安身 立命之根本, 但利润不是儒商经营的唯一目 标和最终目标。如陈家庚先生就是一位现代 儒商的典型。他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社, 后 南渡星州, 随父经商, 在本世纪20 年代成 为南洋著名的华侨实业家。他生前曾宣布: “本人生意即产业逐年所得之利, 除花红以 外, 或留一部分添入资本, 其余所剩之额, 虽至数百万元, 亦以尽数寄归祖国, 以充教 育费用。”这种倾其所有以回报社会、“教育 救国”的精神, 就是现代儒商经商成功不忘 回报社会人生观的集中体现, 也典型地体现 了儒商的精神境界。同时这一精神也有助于 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和热爱, 增强了企业 的自信心和凝聚力, 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动 力, 促使了企业的蓬勃发展。 第五, 儒商所强调的礼让互尊也有助于 现代企业精神的形成。礼让互尊是人际关系 的基本要求, 也是处理好商商关系和商群关 系的根本要求。商业人员在日常业务工作中 的一买一卖, 一迎一送, 一言一语, 一举一 动, 都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 神生活以及社会的风气。礼让互尊不是一个 抽象的概念, 它是通过人的思想、语言、态 度、行为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在商业行为中 的具体表现就是主动、热情、耐心、周到。 儒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就是强调人之相 处应以礼为准则。孔子说过: “君子不失足 于人, 不失色于人, 不失口于人。”(《礼记 ·檀弓》) 这是儒家文化中对礼的基本要求。 此处所说的三个“不失”, “足”是指行为, “色”是指态度, “口”是指语言。其意思是 说, 待人接物处事, 在行为、态度和语言上 不能失礼。商业、服务业在人际交往中属于 “高接触”行业, 在言谈、举止、态度上, 都 应做到不失礼, 这就是儒商的风度。在现代 高科技竞争的形势下, 强调礼让互尊尤为重 要。有的经济学家就曾指出: “现代经济是 高科技与高感情并行发展的”, 是“无情的 商业竞争与有情的商业服务的统一”。如在 日本, 高科技十分发达, 但也特别重视情感 的投入。据说日本的女服务员每年要向顾客 鞠躬多达65 万人次, 尽管其中包含着有促 销和讨好顾客的动机, 但也体现了人际之间 的亲情与礼貌关系。 在当代中国研究儒商、提倡儒商精神, 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都有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经济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