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多数国家都抓住冷战后的机遇，大力发展本国经济，以新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在长期较量之后，也呈现出交流之势。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本世纪初对新教伦理和儒家伦理进行对比后得出的“儒家排斥或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结论正在受到挑战。试看东亚、东南亚经济崛起，世界华人企业家的成就无不证明儒家伦理一旦与现代经济運行方式结合，就能达到高速增长的目的。日本近代工业之父涩泽容一所著《论语加算盘》提倡的道德经济合一论，成为日本企业家的经典，创造了以家庭式命运共同体的企业管理模式，使日本成为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最早接受儒家伦理的韩国和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炎黄子孙都把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与经济運行做到完美的结合，创造了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奇迹。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从封闭僵化中觉醒，从贫穷落后中崛起，不但唤起了世界各地华夏儿女的向心力，而且引起西方世界的格外注目，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遍布世界各国，根系中国文化的华人大多是所在国经济强人，政界翘楚，科技精英。由此可见马氏的障碍论可以休矣。
西方世界在经历了英国产业革命为发端的三百年辉煌之后，向自然索取的精神已达到极限，出现了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滞不前、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枯竭以及吸毒、乱伦、艾滋病等危机。危机使西方的有志之士进行着深刻的反省，于是，便有了七十五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巴黎宣言。在东方人向发达的西方国家学习以求尽快致富的同时，西方人也在寻找东方文明以求解脱危机。
经济发展离不开和平安定的环境。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大搞军备竞赛，争先恐后的填充自己的核武器库。两国储存的核武器当量足以把地球毁灭二十次。地球繁育了人类，而人类在毁灭自己的同时，还要毁灭地球，西方文明在给人类带来了科技进步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人类毁灭创造了条件，这是西方文明的悲剧，也是整个人类的最大危机，人类乃至地球的命运掌握在几个政治家的手中，而且一触即发，真是玄之又玄。随着苏联解散，华约的消散，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消失，虽然核武器还在，暴发核大战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人类渴望和平与发展的呼声响遍全球。要实现全世界的持久和平，人类由小康走向大同，则必须从儒家伦理中去寻找精神支柱。这种体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领悟，所接受。
随着科技的发展，国际市场的扩大，世界经济加快了一体化的进程。资本的运行冲破了国界、社会制度和意志形态的壁垒，呈现出既互相竟争又互相依存；既互相排斥又互相渗透的现象。矛盾的双方互为因果，谁占据矛盾的主要方面，谁就有了致胜的把握。谁能把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结合得更好，谁就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日本战后的迅速复兴，其主要因素是把儒家伦理的精神与西方科学技术结合得完美理想。正如美国史学家赖肖尔所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几乎一亿日本人都是孔孟之徒。”四小龙的腾飞同样也是儒家思想与西方科学技术经济模式实现成功结合的典范。中国大陆于越南改革的成功，从深层次来讲也是这种结合的成果。目前看来，东方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影响正在向周边国家辐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这些国家正在效法四小龙急起直追，其中起到先锋作用的也是华人企业家，亚洲华人经济或者称儒家文化经济圈，已经形成与北美、西欧三足鼎立之势。商业与儒学的有机结合造就了当今天下大势，那么致力与结合的具体人应该称之为儒商。
儒商这个概念始于何人何时，无从考证。但是最早的儒商当属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子贡普仕于鲁国卫国，后辞官下海经商，家累千金。司马迁说他“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正因为子贡富有才能使诸侯国君为之分庭抗礼，使恩师经常得到资助，使其率领人马车队奔波游说于各国之间，解除了齐国犯鲁之难。历朝历代也都有一些儒商代表人物但均未成气侯，这是由于儒学的继承人片面理解孔子“小人喻于利”的原意造成长期的轻商鄙利的观念影响至今，过去说仕农工商，商排在最后，现在是工农兵学商，商仍在末位。到了近代，随着商品经济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儒商的贡献和价值才被人们所认识，清末状元张謇辞官经商，成为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大儒商。爱国侨领陈嘉庚为祖国所做的贡献已彪炳史册。香港这个地方已形成了一个儒商群体，从胡文虎、邵逸夫、包玉刚、李嘉诚、陈玉书、霍英东、董浩云、普宪梓、蒋震等都是儒商中的杰出人物。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则是把“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作为使命的商界大儒。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也涌现了一批儒商代表人物。这些人都经历了拼博、成功、奉献三个节段，在逆境中能够做到“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大下”。
从诸多儒商的创业经历，所作所为可以看到现代儒商的基本特征：
一、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常怀民族忧患意识，他们通过赞助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为国分忧，通过扶贫救灾为民解难，这正是儒学所提倡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
二、具有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竞争意识，为了事业的成功，他们不怕挫折，始终如一，不达目的决不把罢休，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
三、他们遵循儒家以诚信为本的道德规范，注重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鄙薄假冒伪劣，坚持以信取胜，视名誉为生命，力求做到名与利的统一。
四、他们注重自身素质的修养，以人格魅力影响部下，以儒家“仁者爱人”的人性观增强全体员工的凝聚力。
五、具有高层次的文化程度，广博的知识结构，熟悉政治、经济、法律和现代科技，有较高的驾驭市场的能力，善于审时度势作出正确的决策，把孟子学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运用得心应手。
从以上特征可以给儒商下这样的定义，即受儒家伦理思想直接或间接影响，具有现代经营意识的工商业者。
儒商并非始于今日，自古以来中国的小商小贩也懂得“和气生财”、“买卖不成仁义在”的道理，但是儒商的存在价值在中国大陆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也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
中国的改革开放前十年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无序状态，这个时期曾出现过官倒腐败、假冒伪劣、诸侯经济、道德滑坡等种种不良现象，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治理整顾，过热的泡沫经济得到有效遏制，实现了软着陆。假冒伪劣失去了市场，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价格体系的完善，堵住了双轨制的漏洞，官倒也消声匿迹。目前，经历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香港的顺利回归，中央十五大的召开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后，政治上实现了平稳过渡，经济上逐步向世界靠拢，良好的社会环境为造就大批现代新儒商创造了条件。无论从中国还是从世界都能感到儒商的时代正在扑面而来。儒商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生态文明。人与人、义与利、富裕与奉献、竞争与服务、合作与竞争、自强与自律和谐统一的商业伦理精神已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新儒商的大量涌现，儒商时代的到来是市场成熟、社会进步的标志。是孔子在2500余年前创立的道贯古今，包罗宇宙的儒家学说在当今社会的发扬光大。七十七年前，新儒家的代表梁漱淇先生曾大胆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哲人的预见正在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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