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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说法，换句话说，即便祖宗仁德深厚，一个家族的兴盛状态，也很难延续百年以上。皇室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力维持，算是例外。但明清晋商中的一些老字号，却大体维持了三四百年，经营网络及其影响横跨欧亚，与欧洲老牌“资本主义”世家初创的年头相捋，如欧洲历史最为悠久的银行世家，是犹太人罗思柴尔德家族。其创始人Mayer Amschel Rothschild(1744﹣1812)创办的欧洲显赫银行集团曾对欧洲经济和政治产生长达二百年的影响。而平遥票号的最后歇业，是在1955年公私合营，恐怕够得上吉尼斯纪录了。这不能不算作一个奇迹。中国传统商家将经营之道称为“生意”，即《易》“生生之谓易”之意，或《大学》谓“生财有大道”，此与西文商业以“忙碌”为词根的Business差别很大，或者可以见出传统观念之差别。

　　和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以制衡约束绝对权力的思路略有不同，中国古代儒家尤其看重法律之上的道德自律，也是抑制权力腐败的一种途径，这就是余英时谓之的“内在超越”。儒家本为“入世之学”，以政权之“长治久安”为嚆矢，除了教育、选拔等制度保障之外，尤于人伦培育阐述独多。这对于建立一个家族式的“商业帝国”，同样具有启迪意义和深刻影响。

　　宋明儒士对于商业观念已有相当认同，并把儒家“经世治国”的理念逐渐引入商业中。如从范仲淹著名的士当“以天下为己任”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朱熹“敬贯动静”、“主敬专一”，从而将职业道德视为神圣，等等，都具有启迪意义。尤其是在剔抉传统社会中“四民”等级观念的变迁上，有独到之功。王阳明《节庵方公墓表》(1525年)中已明确提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者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王学在明代是显学，同时之士如李梦阳也引商人王现的话，说“商与士，异术而同心”，稍後的汪道昆更有“良贾何负闳儒”的说法。王学传人何心隐认为“商贾大于农工，士大于商贾，圣贤大于士”。这里，出于士大夫之口的，大幅度提升商贾地位的呼声已耀然于耳。明遗民归庄在清初甚至劝人“宜专力经商，而戒子孙勿为士。盖今之世，士之贱矣”。

　　明儒参与经商还有一个未可小觑的原因，这就是科举裁员，儒士被迫分流。朱元璋的既定方针本来是鼓励耕读，普及儒学。但二百年后形成“千军万马独木桥”局面，使得单一扁平的教育／考试模式难以为继。张居正改革就把“沙汰生员”作为重要一环，“督学官奉行太过，童生入学，有一州县仅录一人者，其科举减杀，可推而知也。”这就逼使大批读书人无门做官，专求他业。这为正在兴起的各路商帮吸纳人才创造了条件。其中尤以晋商选拔“学优则商”最有特色，也为儒家伦理进入商业运作搭建一个全国性的普适平台。

　　儒生加入商帮商号，在建立帐簿、金融运作、人才培养选拔、商业情报采集、规划商网等方面创建甚多。更重要的是能够世代延续，从根本上保障了企业利益，也使所有员工能够在竞争的条件下世代收益。其中很多经验还需要认真总结。

　　近代日本维新，涩泽荣一全面发挥了儒家的经济伦理观，对明治时代的日本工商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经济伦理观被别人概括为“论语加算盘”，自己则称之为“道德经济合一”或“义利两全”说。他强调，“真正的经营商业者不能出自私利私款，而是出自公利公益，公利和私利是一体的。”要实现“正义的富”，这是儒家道德许可的；儒家反对的只是不义而富贵，“淫於富贵”，要在“义”的指导下求“利”。因此他常常把“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的古训挂在嘴边。儒家的义利之辩被转化为超越单纯的利，为“义”，即富国强兵的民族使命求利求富的“道”。值得注意的是，涩泽的这些说法并不只是唱唱高调，而是他用以创办500馀家企业的成功践履。

　　近代西方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社会的自然发展历程。但中国文化的生命并未因此而断绝；它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结合，反而焕发出一种极为强烈的企业家精神。与涩泽荣一同时的张謇曾经是一个典型的儒家士子。中年以前，他汲汲於科场功名，直到41岁上，才以状元身份走完其漫长的科举入仕之途。两年之后，受中国甲午之役战败的剌激，张謇毅然放弃官场前程，辞官回乡创办纱厂，开当代辞职下海之先河。为筹集办厂资金，张謇奔走数载，不惜以状元之清贵，多方告贷，百般周旋，屈辱备尝。几度功败垂成，甚至萌生自杀之念，幸有志者事竟成，纱厂终於开车且获利甚丰。此后，张謇又创办了企业二十馀家，成为当世第一大企业集团。当纱厂刚刚取得盈利之际，张謇即本其“父实业而母教育”的救国方策，拨款筹办南通师范，此后则一发而不可收，大、中、小学，乃至戏剧学校、盲哑学校、幼稚园等等，无所不办。毛泽东曾说过：“搞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搞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搞航运不能忘记卢作孚，搞化工不能忘记侯德榜。”张、卢、侯皆为近代大实业家。

　　就张謇而言，其功在民族国家而不能为于人忘记者，又岂止轻工业一项！但最使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这些业绩，而是张謇从一名典型的儒家士大夫转变为实业家这一过程体现出来的儒家经济伦理，或者说在张謇身上，儒家传统如何激发了现代企业家精神。不汲汲于个人名利富贵，而以天下“大道”为其理想，与邦国同忧戚，共欢乐，才当得起“儒商”之名，绝非“高学历”下海，即能擅称者。

　　儒、商合流的积极意义在于人文资源的整合问题，主要表现在商家向儒家伦理靠拢，无论先秦儒家的“修齐治平”，还是近世理学的“伦常日用”，都于明清商帮或者商业世家有明显影响。原因一是通过学塾及儒学教材，无论以後业儒业商，凡能读书者都掌握着共同的概念术语及其体现的价值体系；原因二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儒家社会设计，使商家不得不通过子弟读书为官，或者输款纳粟，捐官捐衔，才能侪(跻？)身社会上层，成为缙绅名流，光宗耀祖；第三是晚明文人弃儒经商者众，有名的如陈继儒、李渔，至于晋商、徽商家庭中更是屡见不鲜。这些都利于儒家文化传播于经商理念，也使商贾能够借鉴宋人“平民宗法”的传统延续世家。

　　《大学》第十章“释治国平天下”尝言：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明人于此作了自己的阐释。如李乐言：

　　“家有仁义道德，则其富不骤，其贫不促，自然气象悠长；若无仁义道德，则其富也勃焉，其贫也忽焉，不佞盖屡有验之矣。”

　　但是商家未必不谋求“骤富”，供奉财神就是这种心理的证明，但更希望追求的是“气象悠长”，向往家世迭兴，就不能不借鉴儒学“家法”，以训诫子孙世守其业。这一方面晋商尤其突出，所以家族商业历史也更绵长。徽商则出入儒、商之间，更乐于以儒生面目出现。而以杭嘉湖平原之富庶繁茂，文教发达，商业世家反而难以久续，则又关乎地域人文性格，吴人常作自我批判。

　　晋商是最先推出乡人关羽作为商家“信义”道德榜样的，并且随着晋商商道商网的扩展迅速流播全国以至海外的。万历时商埠重地泉州宿儒李光缙曾认为，人们崇拜关羽，不止是因为他对汉朝尽忠，还表现在他实践了儒家的伦理规范：

　　“惟是生人五伦两仪不得以坠，二曜不得以晦，人心不得以死。侯始遇玄德，朋友也；约盟而後，兄弟也；及推为中山靖王裔而主事之，则君臣父子也。平居无里闬之欢，非胞乳之共，不有折圭担爵之素。匹夫相友，然信以死；先兄而後臣之，间关周旋，各尽其道，此侯之所以独高于古也。”

　　而明清商家又是最推崇义气的时代，在李光缙看来，关羽的义气也最为感人：

　　“夫古今言义者，皆属之君臣，而于朋友则言信。……兄弟而以义言，则自刘先主于关张始也。先主起于琢郡，寿亭侯起解州，西乡候亦涿郡人，二人生不同地，居不同族，先主虽中山靖王之後，一贩履之夫耳！非有爵位名号蚤有声于天下，而猝相遇于崎岖草泽中，意气欢投，约为弟昆，此识见有大过人者。卒之间关险阻，死生本分，其信严乎天地，炳如月星，可谓知大义矣。……嗟夫！使世人旧皆能见义以忘利也，则恩谊之情笃，而身家之心轻矣。以处君臣、兄弟、朋友之伦，何所不可哉？余故持表而出之，以为世之臣弟友者劝功焉。”

　　晚明儒、商合流，共同尊奉以“义”为核心的价值准则，则对关公作为“财神”的功用提出了新解释，赋予新意义。明清社会中或者士子间倾心接纳，以文会友，乃至结社兴言，扬清激浊，如东林、复社然；或者商家间搭股结伙，辗转经营，乃至远贸域外，连锁商号，如晋商各世家然，都讲求脱出宗法，平等相待，同心合志，期许生死。明清地方会馆及行业会馆所以多奉关公，正缘于此。胡德平从聊城山陕会馆(建于清乾隆八年，1743年)关帝殿的一幅楹联“非必杀身成仁问我辈谁全节义 漫说通经致用笑书生空谈春秋”，论及《商人为什么要拜关公》：

　　“没有到牺牲自己生命的时候，也不是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那么我们这些工商业者在和平时期，在各自的商务活动中要不要讲求气节、信义并使之完全完美？不要说通晓了全部儒家经典，能够经世济民，但不能让世人得利，那么这种空谈《春秋》、《左传》、四书五经的儒生们就应受到天下人的讥讽。这幅楹联是我看到的中国商人反映义利观念最早，最生动的文物、文献资料。”

　　进而从近世商业伦理述及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与“内心的那个人”，认为“内心的那个人”是亚当?斯密有关的公正旁观者理论的形象说法，其内涵是说“良心”、“同情心”、“正义感”等美德，都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并以为“中国古代的信义观念，原来还曾经成为18世纪社会制度、文化思潮最进步的欧洲人学习的榜样。但今天我们的信义观念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尤其在经济商业上的信用问题更大，由此已引起全社会的极大关注。” 论述相当中肯，值得一读。

　　晋商传统经营制度一般有两种。通行方式是“合股制”。“贾出于盐”，明代晋商初始仍然以河东解盐为起家之资。从万历时代山东纲商的组织模式表明，他们是采用“合股”制，莽鹄立《(雍正)山东盐法志》说“引商招自远方，世代相传已久，凡数百年。”明中叶人沈思孝描述说：

　　“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为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所以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胜也。”

　　强调开首起家即须“无信不立”。无论是合股(搭股)经商，长途贩运，还是常年合作，或者巨额交易，“信义”都是最重要的人格保证和信誉标志。晋商所以雄踞数百年，都是秉此一念之诚。从纯粹经济学意义而言，“信义”既是节省交易成本，发挥持久效率的基础，又能最大限度减少商业风险，还是商家赖以立身安命的寄慰。故晚明商风骤开，“信义”即成为重要因素。

　　另一种是“一人出本，众伙共商”的经营模式(实则即为今日之经济学家盛赞之“资本与经营剥离”)，可以视作最早实行资本与管理剥离经营方式的出现。当推山西平遥的“日升昌”票号。东家是平遥西达蒲村李大全，但不参与插手任何实际的管理事务，而是全权委托平遥细窑村雷履泰经理，雷以管理占有15%的股本参与分红。其他资深人员也占有自0.5%不等的股本，以便上下拧为一体，损荣与俱。由于聘用专业人士，日升昌的业务发展顺利，曾在全国设有许多分号，并以“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称誉天下。所以今之“董事”、“经理”、“襄理”等高管人士名衔，不劳外文翻译，即出此理。

　　直到19世纪，美国驻华外交家何天爵还注意到：

　　“中国商界另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是其普遍存在的合作精神。它的具体体现是，每家商号的所有成员，上至老板下至给顾客端条倒水的小伙计，还有负责擦地板的仆人等等，都是风险与共，利益共享的。每个人在整个利润中所占的份额，严格按照各人所担任差事的高低轻重而论定。红利的瓜分虽然参差不齐，但是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生意越做越红火，财源越来越广进，腰包越来越丰满。通常，老板和他的下属雇员们一处同住，一桌同食，形同一家人。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对于商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所有的人都成了一条线上拴着的蚂蚱，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损俱损，一荣皆荣。离心离德或者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行为，要么被立即消除，要么被减小到不致为害的最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