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开创者，他的中庸思想成为了后人尊奉的财富。这种尊奉从书房到生活，乃至商业领域，无处不在。而事实也证明，孔子的智慧是有很强的外延性的，它可以不分国度、不分领域的被借鉴学习。本世纪初党中央提出“以德治国”的方略，其实德治的思想直接源头就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理，“以德治企”也成为许多企业高层人事的管理思想，儒家的“经世致用”哲学在经济领域的成功运用，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春风得意的儒商。
　　
　　 儒商文化是加强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儒商文化是经过历代儒商的成功实践不断总结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企业经营管理之道。儒商文化的诸多内容在今天的企业发展中仍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如注重诚信，就是重视产品质量，信守合同，不逃废债务。重“义”就是守法经营，注重环保，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创造社会效益。“仁爱”就是关心职工的切身利益，实行人本管理。“人和”就是对内铸造团队精神，搞好协作，对外树立“顾客至上”的观念，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西方的诸多管理法则也往往体现了这种管理中的道德诉求和人文关怀。如美国企业的创新精神、德国企业的质量第一观念、日本企业的团队意识等，与中国儒商的管理理念可谓殊途同归。
　　
　　 弘扬儒商文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华民族是文化民族。五千年的古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最大财富，是最深厚的生存根基，也是民族振兴的基础。中华民族的哲学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价值和方法论是以“仁”为核心的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从康有为借孔改制、实行维新变法开始，到上个世纪新儒家学说的兴起，历代儒家学者抱定“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孜孜探索儒家文化的复兴之路。
　　
　　 儒商文化是与世界文明合作与对话的平台。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正在迅速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在这个无可避免的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以其经济、军事和科技上的优势，力图把他们的文化观念，价值标准、生活方式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面临着来自西方优势文化的冲击和挤压，面临着丧失自我、沦为发达国家附庸的危险，最终也将葬送自身的经济现代化。我们认为，儒家智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仍然有其现代价值。儒商文化不仅没有过时，而其中的一些观念与全球伦理遥相呼应：
　　
　　 义利之辩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义然后取”。孟子反对后义而先利，主张先义而后利。义利关系引申来说也是义务和权利的关系问题。义务高于权利，整体高于个体，这是儒家思想也是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发现强调个人权利、忽视社会义务的弊端，并力图加以纠正。美国已故的肯尼迪总统向美国青年呼吁：“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什么，而要想想你们能为国家做什么”。这也说明儒家思想中的义务原则更能适应当今全球化的需要。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说“仁者爱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世界上许多不同的文化宗教中都包含着孔子上述说法大致相同的训条，所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被称作全人类伦理的“黄金法则”。
　　
　　 在继承儒家道德准则的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儒家思想中吸取方法论的智慧，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庸之道就是恰到好处地掌握分寸和火候，既不太过也无不及。孔、孟都反对走极端，主张在对立的两极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在对待全球化的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全盘接受，完全认同的观点，也要防止根本否定，完全拒绝的观点，而应该积极学习，为我所用。和而不同。“和”是求同存异，“同”则是为同而灭异。“和而不同”是保持差别和个性的前提下达到和谐一致，是多样性的统一。
　　
　　 “和而不同”承认多元化，认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可以有不同的路径选择。通权达变就是灵活性。孔子说，“可以立，未可与权”，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更是一种人生智慧。善于通权达变的人往往能走出“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绝境，开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面。
　　
信息来源：天涯社区